做桥梁建设的思考者

              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昌将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桥梁，让曾经遥远的距离变得亲近，也让人们的交流沟通变得更加方便和顺畅。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座桥梁，就是当地的一座丰碑。当一座座丰碑屹然树立的时候，我们也应该铭记那些桥梁设计者和建设者们为之付出的辛苦和汗水。在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第二十三届颁奖大会上，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昌将先生喜获茅以升科学技术奖——桥梁青年奖，中国桥梁网记者有幸第一时间采访到他，请他谈谈自己的建桥路，并就许多网友关心的问题给予解答。

获奖：偶然之中的必然

　　王昌将先生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也是交通部交通青年科技英才，但真正让他备受桥梁界注目的，还要从舟山连岛工程说起。

舟山连岛工程，让这位曾经的桥梁设计者，后来的桥梁建设指挥者从幕后走到了台前，让更多的桥梁人知道并记住了他。王昌将先生在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第二十三届颁奖大会上喜获茅以升科学技术奖——桥梁青年奖，这是业界对他的肯定，也是对他多年努力付出的一次回报。这位操着浓郁南方口音普通话的年轻建桥人，在谈及此次获奖感受时，仍然透露着“土木人”特有的质朴与谦逊。他认为自己得奖纯属“侥幸”，因为是舟山连岛这个大工程让他有机会与业内专家进行交流和学习，从而也让他们了解了他这个“做事比较踏实，工作比较勤恳”的人；但与自己一起获奖的同志横向比较一下，他还是觉得自己的差距比较大，他特别提到了此次同获桥梁青年奖的方明山，“从海沧大桥，到杭州湾大桥，再到现在的港珠澳大桥，方总是哪里需要去哪里，他身上体现出一种非常强烈的敬业精神，非常值得学习”。

王昌将此次获奖真如他所说的纯属“侥幸”吗？看看他过往的经历便可知英雄非一日练成。在浙江的甬台温高速公路台州二期灵江特大桥、温州七都大桥、瓯江三桥、温州大桥等大桥，以及金塘大桥、台州湾大桥等多座跨海大桥的设计工作中，都有王昌将的身影。在工作中，除了他自认为的踏实、勤恳，其实，王昌将还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工程师。在金塘大桥设计过程中，他首创了斜拉索塔端锚固新型构造，在国内许多桥梁上得到了推广应用。可是，对于自己的这项发明，他仍然认为是“一个很小的改进而已”。在这个不断倡导创新的国度，其实，我们正需要的是王昌将这样的一种思维：创新其实就是很小的改进；当无数个“很小的改进”汇聚起来，它或许就会成为实现“中国梦”、推进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

从设计者到指挥者：面临非技术因素的难题

　　从金塘大桥开始，王昌将从设计部门走向广阔的建设现场，用他的话说，就是“前半截我在家里搞设计，后半截我就去做指挥了”。那么，从设计到指挥这中间是否经历过一些转型之痛呢？

用王昌将自己的话说，对于一个懂技术的人来说，从设计人员到现场指挥人员，从技术角度来说，技术问题、施工难题可以克服；但是，比技术问题更复杂的是“非技术因素”。在上个世纪，设计、施工过程中考虑的问题以技术因素为主，建桥更注重经济性和合理性。但是今天，要考虑的因素就多了，比如桥梁建设与环境的和谐问题，对环保是否有利？对水运事业发展是否有利？还有土地征用等问题，这些因素影响着整个项目的推进和实施，要克服这些困难并不能靠个人的勤奋工作就能够完成，而是需要靠各方的理解、支持才能够得以解决，实现共赢的方案。

在他看来，这种非技术因素也正改变着设计者的思维，“设计者在做这些设计时要充分研究这些非技术因素，使得你拿出来的设计方案本身就能够适应当下的这些环境的要求”，目前，桥梁项目的前期工作时间已经长达数年，甚至接近十年，正是高度重视了非技术因素，认真、深入研究了项目建设对社会、经济、环境、土地、航运、安全的影响。但是一些独特的非技术因素在决策过程中，没有从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出发来考虑，而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不科学的决定，最后反倒造成一种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比如没有必要建那么大的桥可能做了那么大的桥，没有必要造那么豪华的桥可能造了那么豪华的桥。而在这种决策过程当中，没有客观公正的协调机制，没有理性的技术对话平台，协商效率低，消耗了太多的精力与时间，而技术方案迟迟难以确定，造成技术储备不足，仓促上马；而在实施阶段，政策处理的难度与协商机制的模糊，使得留给施工的时间可能就没有招标时预计的那么长了。正是从这个角度，王昌将认为中国桥梁事业不缺技术，而更需要研究怎样管理，怎样制定规则，怎样建立协商机制，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这样中国桥梁才能发展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