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对道儒的建构与中国哲学的重建

     老子姓李名耳，又称老聃，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其著作《老子》（又名《道德经》）在世界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德国哲学家尼采曾经评论说：老子《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诚然，《道德经》是博大精深的，它是继《周易》之后，又一个文化巅峰。它们与孔子的《论语》成了两千五百年来无法超越的伟大经典。春秋末期至战国末期的战争离乱，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乃至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等，这期间中国三百多年的文化断层，致使战国之前的经典文化湮灭于断层的砂砾之下。《道德经》文辞古老而简约，中国文字的多义性犹如迷宫布满陷阱，因此，一直以来，《道德经》被译注得扑朔迷离，晦涩难懂。更令人羞愧的是一半以上的解释与《道德经》的原意是背经离道的，可以说西汉以来的解释对《道德经》误解很深。两千多年来，学者们不但没能匡正对《道德经》的误解，还将背经离道的误解奉为圣明并以此来曲解道德。康德说：“不要用《圣经》来理解道德，而要用道德来理解《圣经》。”我们可以借用康德的思想提醒《道德经》的研读者：不要用《道德经》的误解来理解道德，而要用道德来理解《道德经》。
    比如：帛书里老子讲“不上贤，使民不争”，西汉后的通行本改为“不尚贤，使民不争”，曲解为“不崇尚贤能之人”。难道圣人老子要崇尚卑鄙小人？老子说的“不上贤”，是根据乾卦上九爻“亢龙有悔”而写。孔子解释上九爻时说：“君主恃才自傲，贤人处于卑下的位置，得不到贤人们的辅佐，轻举妄动就会导致悔恨。”老子也是这个意思，是劝谏当政者要推举贤人处于高位，而不是卑鄙小人高高在上，使贤人处于卑下的位置。贤人处于高位，推行德政，民众就会归顺，就没有争斗。
    比如，老子讲“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西汉以来译注为“圣人没有仁德，把百姓当作草扎的狗”。甚谬。什么样的人才叫圣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没有仁德，又怎么能算为圣人呢？老子说的“圣人不仁”不是“不仁”，而是“丕仁”。不：通“丕”：博大、光大的意思。比如《诗经·周颂·清庙》讲“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光显于天永继承，永远为后人崇敬。老子说的“刍狗”是指刚出世的小狗，还没长毛，也还没有睁开眼睛，极度脆弱，需要母狗的悉心抚育与呵护才能存活。实际上，百姓与拥有国家机器的当政者来说，就像刚出生的小狗，孤苦无助，需要当政者仁爱有加地进行抚育与呵护。
    诸如此类的背经离道的译注，在西汉以来的《道德经》译注中，大概有一半之多。
    以往，学者们认为《道德经》是老子独创的思想体系。实际上，《道德经》的渊源是《周易》，更确切地说老子是依据《周易》的卦爻辞系统全面地建构他的《道德经》的，老子剥离了《周易》的卦象符号，只抽象了《周易》的哲学思想，来建构《道德经》。
    为什么老子要用《周易》来建构《道德经》呢？这要从《周易》的文化重要性以及老子所处的文化背景说起。
    《周易》产生之前有夏朝的《连山易》、商朝的《归藏易》。《连山易》和《归藏易》主要的作用之一是对国家重大事件的占卜。但夏桀道德的颓败，致使以道德为感召的商汤兴盛并灭了夏朝建立商朝。纣王的无道，又使商朝陷入了颓败的深渊。《周易·系辞下传》讲：“《周易》的兴起，正当殷商德衰的末世，周朝盛德光大而崛起的时期吧？它描述的是周文王与商纣王之间的事情吧？所以它的卦爻辞很有危机感。”正在兴起的周文王要面对、要思虑的是如何用道德归系民心，推翻商朝的暴政，建立周朝；建立周朝之后，又如何用道德文化避免颓败而永保江山社稷。于是周文王演易，周公作辞，产生了周朝最高的意识形态《周易》，完成了由人祈求“神”指示事态发展的结果向由人自己理性掌控事态发展的华丽转身--哲学的升华。通过自始至终地追求道德的完善而达成大吉大利的结果，是贯穿《周易》的主旨。《周易》分《经文》和《易象》。经文即卦爻辞，《易象》包括《彖传》、《象传》等，是演绎《周易》的核心，蕴含了天道、地道、人道，是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最高准则，是周朝的政治哲学，所以一直为周王室所秘传。《左传·鲁昭公二年》记载：“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周易》的经文在春秋时期已经流传，大家能读到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韩宣子看到的《易象》，就是《周易》的核心--《彖传》及《象传》，是周王室一直以来密不外传的国家机密，她蕴含了周公贯彻于《周易》中的崇高道德以及周朝的帝王之术，所以韩宣子惊叹《易象》“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老子自幼聪明好学，年长后因博学多才而进入周朝守藏室，管理周朝的国家典籍，有机会看到密不外传的《易象》。春秋是个动荡的时代，诸侯称霸，周王室衰微。公元前5l6年，周王室发生内乱，王子朝劫掠周王室典籍逃亡楚国，周文化几乎遭致灭顶之灾。老子丢官失职，西出函谷关，出于对《周易》哲学思想的敬仰，为绵延其文化，老子根据《周易·系辞传》建构了《道德经》的开篇总论，又根据《周易》六十四卦四千九百多字的经文依次建构了五千多字的《道德经》后面的六十四章（八十个自然段），加上开篇的总论，一共是六十五章。
    至于后人将《道德经》的八十一个自然段划分为八十一章，完全是不懂《道德经》的思想渊源与建构体系，也没有读懂《道德经》，所以才出现这种支离破碎的划分和背经离道的荒谬译注。
    我们对照《周易》与《道德经》可以发现，老子对《周易》理解深刻，了然于胸，在写作《道德经》时对《周易》思想驾轻就熟，思想隽永又浑然天成，为现代的我们把握久远的艰深的《周易》哲学思想提供了绝无仅有的最好解读。反过来，《周易》六十四卦的思想又为我们解释艰深晦涩的《道德经》提供了明确的指南。换言之，《周易》六十四卦是解释《道德经》六十四章的标准答案，反之也然。我们循着这个方向去解释《道德经》，就可以发现，老子所指的“道”，不是虚无缥缈的，也不是晦涩难懂的，而是有明确主旨的，是切实可行的。老子所说的“道”，即是《周易》六十四卦的主题，是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准则。我们循着这个方向去揭秘《道德经》，可以愈发觉察到老子传承的华夏文明的博大与精深，也可以愈发觉察到老子通过《周易》建构的《道德经》所蕴含的哲学与道德的崇高。相比之下，西汉以来，中国哲学与道德的每况愈下，尤其现代，中国哲学与道德成了互相击落的恶循环，中国哲学与道德的颓败沦陷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中国哲学与道德为何如此堕落？是因为没能正确继承《周易》、《道德经》、《论语》等中国古典哲学思想，没有正确的继承，遑论有理性的批判与超越。
    高级的精神文化的传承，需要导师的口口相传和释疑解惑，尤其是《周易》、《道德经》、《论语》等因为文辞极其凝练简约，中国文字的多义性又容易产生歧义，这些典籍在春秋时期要想完全把握原意，已经实属不易。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给中国古典文化造成的灾难是毁灭性的。等到西汉王朝建立，需要文化治国时，国家图书馆空空如也，于是号召全国献书，临时召集人来译注经典。但“焚书坑儒”造成的文化断层，在西汉时期已经坍陷太深，勉为其力地攀爬也只能达到先秦文化高度的一半。西汉以降对《周易》的译注，只解对了不到百分之四十，约百分之六十的卦爻辞译注错了；对《道德经》、《论语》的理解也只解对了一半，那错误译注的一半，不但是违反逻辑的，更致命的是违背道德的。比如：老子的“不上贤，使民不争”，西汉以来译为“不崇尚贤人”。老子讲“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西汉以来译注为“圣人没有仁德”。甚为羞愧的是，迄今都未能匡正那些谬见，而还在这些被译注得离经背道的陷阱中打转转而未能自拔。难怪现在大学文化水平的人竭力想学《周易》、《道德经》、《论语》，但都直率地说看不懂，这不能怪他们文化不够，只能说那些被号称为国学大师的人浅尝辄止，只满足于西汉以来的译著，没有深刻反思，没有科学的研判，因此没能走出谬见的漩涡。他们是众望所归的谬误传承者。
    简言之，“焚书坑儒”导致的文化断层，陷落了中国哲学继承的基础。没有充分的继承，是中国哲学长期在半山腰踌躇不前的原罪。同时，对经典的谬见以及由此导致沉重的心灵积习，使得中国道德追逐中国哲学一同坠落。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百年屈辱，则是压死中国哲学这匹瘦弱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自鸦片战争中国遭受百年的屈辱以来，文化的反思以为中国没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在落后中遭受列强蹂躏，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腐朽落后，因此，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全盘的清算和否定，以此毁林拓荒开辟新田拥抱西方思想。全盘西化者们认为，他们可以引进西方文化从根本上重构中国文化，实践证明是失败的。尽管他们能够引入西方文化的要素，他们却不能永远压制或者消除中国文化的核心要素。相反，随着中国经济的成功，文化自信日益增强了传统文化的力量、复原力和凝聚力，以及它们自我更新和抵制、遏制、适应西方输入的能力。
    是全盘接受西方思想？还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成了世界上患有文化精神分裂症最为严重的国家。中国哲学与道德跌落深渊又病入膏肓；中国在哲学与道德的重建上迫在眉睫又茫然无措。
    我们可由一件文化事件管窥中国文化精神分裂症之严重、中国在哲学与道德重建上的迫切与怯懦。
    2011年元月12日，9.5米高的孔子像被安置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中国国家博物馆广场。这是中国试图重塑哲学与道德的信号。跟以往对孔子及其儒学的报道一样，这次孔子像的树立也引发了广泛而激烈的评论。从搜狐网评论的留言来看，网民激烈的言辞大致包涵两层意思：一是认为：孔子的思想是落后腐朽的，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发展；二是认为：孔子的思想是卑之无甚高论的粗俗之见，不可登大雅之堂。这两种网民都竭力反对将孔子像耸立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
    网民的非理性乃至对自我文化的诋毁，极大地刺激了我的文化神经，使我从根源上寻找其中的原因。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是中国文化的杰出传承者，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把他列为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一。在各国的传统文化日益受到爱护和尊崇的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如此诋毁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是世界上患有文化精神分裂症最为严重的国家。也许，已经意识到了文化精神分裂症对中国的危害，中国官方开始着手拯救中国传统文化，向国外推广孔子文化学院，默认祭孔大典，开始在各地树立孔子像。不过，这些都是硬件的建设，是硬实力的打造，离发掘、弘扬孔子的软实力还相去甚远，换言之，对孔子哲学思想的研究和传播还只停留在浅陋的乃至谬见的层面，而没有深入发掘孔子哲学思想的光辉。对孔子思想的错误理解，再加上五四运动以来对孔子的全盘清算与否定，造成了现今诋毁、抵制孔子的困境。于是，笔者撰文《为孔子立像，不如为孔子立言》呼吁：比之于为孔子塑像，积极发掘与弘扬孔子的思想精粹，更为迫切，更为必要。只有消解了人们鄙陋的心灵积习，弘扬了孔子传承的中华之道，孔子的光辉形象才能耸立在人们心中。孔子像的树立，尽管是迟到的春天，是哲学与道德堕落时代应该积极树立的，而且孔子像的树立，更应该是从文化软实力的角度去树立，否则，孔子像的树立，就成了无本之木，国民的文化精神分裂症也得不到根治。
    果不其然，迫于文化精神分裂症者们荒谬而自卑的舆论压力，孔子像的树立方，一个月后怯懦地将孔子像搬离了。这件事折射出中国在哲学与道德重建上的迫切与无措。
    笔者在《<论语>与<周易>的奥秘》一书中，已经揭示《论语》是根据《周易》卦爻辞体系而编撰的。即使学术界，至今也不知道老子的道家与孔子的儒家，是与《周易》一脉相承的，是同构的。《周易》、《道德经》侧重于哲学的理论性，而《论语》更具哲学的实践性。
    有一种偏见：一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就言必称儒家，以为儒家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唯一代表。周文王的易家、老子的道家、孔子的儒家等人为地被分割，各自为宗，缺乏应有的交融。因此，中国哲学形同散沙。实际上，周文王的易家、老子的道家、孔子的儒家等都是一脉相承的，她们是同一条文明的大河，不但不互相排斥，而是传承有序的。因此，中国哲学的重建，不是要分裂周文王的易家、老子的道家、孔子的儒家，而应该有机地整合，形成中国哲学的大一统体系，她们水乳交融了，交相辉映了，中国哲学才能全美地得到传承，才能重建，才能超越。
    有一种自卑：一谈到哲学，就言必称西方，以为除了西方，中国就没有哲学。一谈到中国的哲学重建，就言必称西方，以为唯有西方才是中国哲学的救世主，以为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判若云泥，是水火不相容的。一谈到古典哲学，就言必称希腊，以为除了柏拉图，中国就没有古典哲学。这些妄自菲薄的国人不知，与柏拉图同时代的孔子，更早的老子乃至周文王创造的中国古典哲学是博大精深的，一点也不逊色于西方古典哲学，只是浅陋之人不理解圣人的旨意罢了。
    实际上，西方哲学，尤其西方古典哲学，与中国古典哲学，不但没有云泥之别，而且是可以相媲美的；不但不是形同水火，而是可以相互交融的。因为她们之间存在很大的公约性。只是由于“焚书坑儒”极大地掩埋了中国古典哲学真知的光芒。尽管如此，西方哲人还是窥见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崇高。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易经》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就人类心灵所创造的图形和形象来找出人之为人的道理，这是一种崇高的事业。”
    德国哲学家尼采说：“老子《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说：“孔子这位哲学家超过了历代我们所知道的几乎所有的希腊哲学家，他的话充满了精辟的见解和箴言。”
    那些疾呼用西方哲学启蒙中国的人不知，中国古典哲学还是西方启蒙运动的重要资源。17、18世纪，欧洲正处于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神学统治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当时的哲学大师伏尔泰、魁奈、孟德斯鸠、培尔等人在形成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时，都从博大精深的中国哲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为欧洲启蒙思想家采用中国哲学中的无神论、道德伦理、理性原则，在政治上反对专制和特权，在思想上反对宗教神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源和极其有力的思想武器。
    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教授在1942年《中国文明》的演讲中说到：“当余发现十八世纪西洋思潮多系溯源于中国之事实，余极感欣忭。彼十八世纪西洋思潮潜流滋长，固为推动西方进步思想之根据，十七世纪中叶耶苏会教友，群将中国经籍译成西文，中国儒家人性本善之哲学乃得输入欧洲。”
    西方的启蒙运动，汲取中国古典哲学的宝贵资源，开启了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发展征程，创造出了欣欣向荣的新文明。与之相反，中国拥有思想丰富的古典哲学，却在愚昧排外和抱残守缺中裹足不前，在愚昧错误中腐朽衰微。
    康德认为启蒙运动是人类的最终解放时代，将人类意识从不成熟的无知和错误状态中解放。
    邓诗来认为：中国哲学的重建，首先必须经历“文艺复兴”式的过程，即对中国古典哲学的重新学习、重新发掘，以彻底匡正西汉以来诸多的错误，将人们从错误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然后在正确继承的基础上，充分吸收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发展的哲学思想，唯有如此，中国哲学的重建，才有光明正确的未来。
    《<老子>与<周易>全新对译》全新解构了《老子》与《周易》的逐一对应关系，并为发掘它们的纯正哲学思提供了相互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