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古代造船史话

　江河交汇，河网密布，古时镇江很早就是船舶使用频率较高的地区。

　　镇江属江南文化，水运发达，素称“不可一日废舟楫”的地区，可见舟楫与该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水运的需要促进了地区造船技艺的产生。然而由于各种原因，现如今镇江造船的遗址不见踪影，留存的史料也凤毛麟角。笔者粗略地挖掘了一下镇江造船和水运的历史。

　　先秦至六朝时期的镇江造船与水运

　　从先秦至六朝，镇江地区的水运工具从古老的独木舟发展到舴艋和战楼船，造船有了巨大的进步。

　　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苏武进奄城（按：奄城和镇江市丹阳东部紧邻，历史上曾长期隶属镇江管辖），发现古代独木舟。据鉴定，时代属春秋晚期或战国时期。船是用一棵整木材，将中间挖空而成，中间阔，两端小。

　　1975年，武进县万绥公社（与丹阳紧邻）蒋家巷生产队在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时，在北距万绥镇1公里左右处，发现一艘古代木船的一端，经考古鉴定，确认为汉代遗物。这艘汉代木船的船底为一块略呈弧形的长木板，两边有木榫，连接船舷。古船底板采用三块木板组成，即船首、船舱与船尾，彼此半搭接，用方榫固定。船舷用独木一剖为二，挖空而成。虽然它未必能反映当时本地区造船技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但它说明了独木舟向木板船过渡是曾经经历过的一个阶段。

　　三国时期，汉代主要的造船基地尽为东吴所有，据《三国志·吴书·贺齐传》记载，孙权借此建立强大的水师，并设立了建造大型战舰的基地。当时创制了多型战舰，所造战舰“雕刻丹镂，青盖绛襜……艨冲（冲锋舰）斗舰（主力舰）之属，望之若山”。赤壁之战，周瑜曾利用艨冲、斗舰数十艘，并预备走舸（十四桨快速战船），各系大船后，配合作战，用火攻大破曹军。

　　东吴造船业的进步，使航海活动空前活跃。据《梁书·诸夷传》记载，东吴航海出使活动中对中国造船业发展最有意义的是孙权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自海上探访东南亚诸国。又据《吴时外国传》记载，他们在东南亚历时数十年，深知那里的风土人情，看到那里的海船使用多帆，一般用四桅四帆，在加那调叶国（今缅甸沿岸）附近海面还有扬挂七帆的海船。康泰的《扶南船》记载说，那里的人旅行都乘“舶”（大海船），是一类具有首尾柱（有龙骨的船特征）的尖头船。

　　六朝时期，航行在镇江地区的船型较多。有船体特别坚固、行走灵便、船舷较小的“舴艋”。“舴艋”设备讲究，宜于过埭，为王室公卿行陵时所用的一种船。有用于战争的船“艨冲”。舫，一般说是一个并体船，能在有较大风浪的航道中航行，承担客货两用的任务。如南东海郡守萧惠开经丹徒水道和破冈渎以达京都的船，用的就是这种舫。专门承担货运任务的船称为艚。如《宋书·恩幸传序》中所说的“南金比毳（cù）来悉方艚，素缣丹魄，至皆兼两”，用的就是这种艚。

　　唐宋时期的镇江造船与水运

　　唐宋时期，镇江境内的江河上，船型众多，主要有沙船、艟船、舫船、飞蓬船、米客所用铁头船等，此外还有各种战船（据《梦梁录》卷十二《河舟》载）。《资治通鉴》记载：唐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敇宋舟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欲征高丽” 十二州中就有润州。

　　两宋，尤其是南宋，镇江造船有很大发展。据《宋史·虞允文传》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虞允文见到镇江的各路驻兵有20多万，但鰍船不满百，戈船半之……遂聚材冶铁，改修马船为战舰。又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十》记载：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闰二月十九日，判健康府江南等路安抚使张浚言“……诏健康府四万贯，镇江府三万贯，江阴军、太平州、江鄂州、荆南府各支二万贯，打造舟船，限七月以前了毕”。镇江府率先造船24艘，因此镇江守臣赵公称减三年“磨勘”，水军副统制减二年（磨勘，宋代时对官吏审核、考课、铨选，而决定升迁降黜的制度--编者注）。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诏健康府各支拨盐2000袋，付镇江府驻剳李思齐修整战船及造马船三十只”，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三月十五日，两浙漕臣王溉言，“临安之浙江、龙山，绍兴之西兴，渔浦四渡，舟船仿镇江都统制司所造扬子江见用渡船样打造，以便往来，仍乞下镇江都统制司，时暂差借高手工匠20人应付差事，所有材料、工食、往来之费，乞于本司椿管钱内支出，从之”。又据《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嘉定十五年（公元1222年）知镇江府赵善湘“教浮水军五百人，又制多浆船五百艘，无间风势逆顺，捷疾如泥，‘赤鸟’、‘白鴾’两大舟，每舟可载二千人”。

　　仅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南宋时，镇江的造船已有相当规模，其种类有战舰、马船、扬子江渡船等，其中大船可载2000人。工人技术水平较高，镇江造船工匠被借调去建造国都临安附近的渡船。与此同时，其他与造船相关的缆、索、桐油、木材加工等行业也很兴盛，打索街即源于宋代。

　　宋代镇江造船基地大体在沿江一线，据《嘉定镇江志》记载：“造船场在江下”，“监造船场在小围桥西木场巷”。

　　元明清时期的镇江造船与水运

　　元明清时期，“帆樯出没，不可纪极”；“上下两江，旅舟商舶，络绎奔凑”。往来于镇江长江、运河之间的船只，大小不同，形式各异。元代需要一种既能运行于江河，又能经受得住海上风浪的运粮船。于是，镇江人罗壁于至元十九年奉命造“平底船60艘，经海运运粮北上。元代它被广泛应用于江南漕粮的河海转输。

　　明清时期，造船工业日益发达，行驶在镇江水域的船只品种也更加丰富。如明代转漕于海的遮洋船，转漕于河的浅船，运送官物的马船、风快船，以及各类军事用船。清代的如各驿站的水驿船，浚河时用来装运各种工具的柳船，用于催漕的黄船，江中救生的红船，以及元明时期一直使用的沙船等等。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常行驶于南北运河上的“三吴浪舡”。“三吴浪舡”之名，见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九“杂舟”条。这种船身小轻便，“其舟行入贵贱来往，以代马车、扉履”。它造工精密、周全，即使是最小的“浪舡”，也要配备窗牖堂房，质料也多用杉木。“浪舡”虽然轻巧，但它只能运行于风平浪静的水域，在镇江渡江时，只有等待晴和景明、波涛不惊的天气。渡江后，进入水流平缓的江北运河，然后“又渡清江浦，溯黄河浅水200里，则入闸河安稳路矣”。

　　元明清时期，随着水运的发展，镇江地方造船业也有了发展，据《万历镇江府志》记载：镇江有3处造船场，一在城西的江口镇，一在通户门里樱桃园，一在小围桥西木场巷。其中江口镇造船场一直发挥着作用，另两处则逐渐废弃。江口镇在元代属丹徒县区域，其范围大致相当于现今的镇江西门桥至银山门一带，而江口镇造船场的位置就在今天的西津渡，即镇屏街至蒜山一线以北的江滨港湾。元代造船场的设置，说明镇江的水路运输不仅仅依赖于外地的造船部门，本地也生产各种类型的内河船舶。

　　明清以来，镇江的地方造船工业有了新的发展，已开始建造比较大型的航海用船。据《论郑和下西洋》记载：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之间，郑和曾率船队七下西洋，其所用的各类船舶，有相当一部分就是由镇江府奉命承造的。据《镇江交通史》记载：明永乐初年，镇江诸府卫又承造了用于海上交通的“海风船”。清初，镇江开始承担了制造海上战船的任务。乾隆《镇江府志》卷十六记载：“京口战船为防海而设，原系江宁、苏、松、常、镇、扬州六府三十六州县承造承修，缘修造事务弊害多端，康熙十年，允工科给事中李宗孔请于六府佐及八旗官员内，各委廉能官一员，在镇江驻防之地修造，通计‘沙船’、‘唬船’三百只。建厂高资港地方”，并委派苏州府海防同知鲁超，驻镇江专理船政。清初镇江制造的战船种类，除以上提及的“沙船”、“唬船”外，还有“海哨船”、“吧唬船”、“快哨船”等等，充分显示了当时镇江造船工艺的进步。

　　清康熙年间，镇江地区各小型船场也纷纷建立，据《康熙镇江府志·卷十六》记载：在镇江城乡的江滨河口，如城区云山坊一带的浮桥，虎踞坊一带的南闸；县乡的猪婆滩、上皇、陶庄、辛丰镇、靳家坟等处，就建有多处这样的小型船场。这些船场都设有船篷、木楼（疑似现今的趸船），以便修船与造船之需。

　　与此相适应，各类为船舶修造服务的商业、手工业部门也纷纷涌现。如修建漕船所需的木材贩运业、桐油业等每年都需从湖南等地收购大量的木材、桐油在镇江销售；手工业部门如麻绳、铁锚、铁钉制造业也很兴盛，每年所需的铁锚、铁钉及其他船用铁器达2.8万多斤。这些部门的兴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镇江地区造船业的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