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江大桥上的茅以升(下)

  　　六和塔与炸断的钱塘江大桥

 　　公开放行第一天 桥里就先有了炸药

 　　刚刚落成89天 就炸成了“没有残雪的断桥”

 　　钱塘江大桥上的茅以升

 　　沉箱毕竟非沉香

 　　一片黑暗都不见

 　　这次日本飞机的空袭，是江浙一带的第一次，而我恰好在钱塘江水面下三十公尺的沉箱里度过。——摘自浙江省档案馆馆藏茅以升手稿

 　　沉箱毕竟非“沉香”。在施工过程中，它是工具；而在施工完成后，它又成了基础的一部分，成了桥墩的“立足之地”，默默地沉在江底，完全不见踪影，无声无息。这是“沉箱基础”，这更是“沉箱精神”。茅以升以沉箱般的牺牲精神，“下沉”到最基层，印证巴甫洛夫讲过的话：“科学需要一个人有极紧张的工作和伟大的热情”。

 　　1937年8月14日，日本飞机初次飞临钱塘江，对在建的大桥进行轰炸。那天，茅以升正好在自北至南所数第6号桥墩的沉箱里指导工作。“忽然沉箱里的电灯全灭了，一片黑暗。”沉箱里的电灯照明和高压空气，都依靠上面供应，一旦断电断气，江水必然会涌进沉箱，里头的人员就性命难保了。

 　　还好，这样的悲剧没有发生。半个小时后，电灯又亮了，大家重见光明，工作照常进行。茅以升出了沉箱，看到一位守护沉箱气闸的工人依然坚守在岗位上。工人说，因为敌机来袭，空袭警报拉响，按要求各地都把电灯都关了，人员都往山上躲避。茅以升问：“你自己为何不躲开？”他回答说：“这么多人在下面，我管闸门，怎么好走开呢？”这位工人坚守岗位、临危不避，茅以升一直非常感念。

 　　“这次日本飞机的空袭，是江浙一带的第一次，而我恰好在钱塘江水面下三十公尺的沉箱里度过。”茅以升说，“桥工未完，抗战已起，这真急坏了人。”铁道部和浙江省政府却严令加速赶工，尽快将桥建成。

 　　在战争乌云密布的时候，他们为了早日完工建成大桥，采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施工方法：上下并进。平常造桥，都得“三部曲”：基础——桥墩——桥梁。钱塘江大桥为了赶工，木桩、沉箱和钢梁，不分上下，都同时动工，上下并进；木桩打完运沉箱，沉箱下落时筑墩身，相邻两个桥墩完毕后，立马浮运钢梁到位装上去——就是这样，水下水上，紧密衔接，一气呵成。

 　　两脚跨过钱塘江

 　　断桥在此无残雪

 　　公开放行的第一天，桥里就先有了炸药，这在古今中外的桥梁史上，要算是空前的了！——摘自浙江省档案馆馆藏茅以升手稿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这座大桥竟然在两年半内架通了。

 　　1937年9月26日清晨4时，第一列火车驶过了钱塘江大桥！

 　　从神话变成了现实的钱塘江大桥，全长1453米；江中16孔正桥1072米，北岸引桥288米，南岸引桥93米；上层是6.09米宽的双向公路和1.52米宽的人行道，下层是4.88米宽的单线铁路。

 　　日军飞机自从8月14日首次飞来轰炸钱塘江大桥之后，就经常来轰炸，所幸的是，大桥始终未被炸中过。

 　　建桥之初，总工程师罗英曾出过一个上联：“钱塘江桥，五行缺火”，欲征下联，无人应对。说“五行缺火”，是因为“钱塘江桥”这四个字分别有着“金”、“木”、“水”、“土”四个偏旁，唯独缺“火”。但是，现实中的战火却蔓延到钱塘江大桥，“火”来了。

 　　在此插叙一笔：笔者拟以“中央上将，一柱擎天”对之，因为“中央上将”这四个字在现代汉语中统统归为“丨”这一个部首，而“丨”看去正是“一柱擎天”；用“一柱擎天”既比喻茅以升，又比喻一个个大桥桥墩，而“中央上将”当然是比喻处于建桥科技核心地位、统帅位置的茅以升，况且茅以升后来学术地位也曾至“中央研究院院士”。

 　　1937年11月16日下午，西湖饭店桥工处。南京工兵学校丁教官急见茅以升。他一边取出公文，一边焦急地说：“奉了命令，因敌军逼近杭州，要在明日炸毁钱塘江桥，以防敌人过江。”茅以升大吃一惊，他想不到战事演变如此之快。而此时距离9月26日开桥还不满两个月。

 　　“丁教官在南京拟定的计划是要炸五孔钢梁，使它们全落江中，但我们认为这还不够，因为仅炸钢梁，而不同时炸桥墩，敌人还容易设法通车。”茅以升告诉丁教官：“当我们作大桥设计时，已经考虑到这个毁桥问题，故在靠南岸的第二个桥墩里，特别准备了一个放炸药的长方形空洞，应当连这个桥墩一并炸去，才算彻底破坏。”丁教官当然同意，并说，你们想得真周到，不过造桥时就预备了放炸药的地方，这也算是不祥之兆了。“同时我们又告诉丁教官，如炸钢梁，炸药应放何处，才是要害所在。”

 　　茅以升思虑再三，提出了分两步走的方案：先秘密埋放好炸药，引线到雷管待命；待情况危急时，再点火炸桥。“九九八十一难”，谁能想到，最大最艰难的“难”，却是“开桥就炸桥”。这同时也验证了伽利略说过的话：“追求科学需要特殊的勇敢。”

 　　11月17日清晨，刚给5孔钢梁和1座桥墩埋好炸药，浙江省政府命令：立刻开通上层的大桥公路，民众于是像潮水般自北向南涌了过来。

 　　杭州有句旧谚语叫“两脚跨过钱塘江”，用来讽刺说大话的人，因为这“从来不可能”，茅以升后来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两脚跨过钱塘江》，收入他的随笔集《彼此的抵达》中。这天除了逃难的人，另有不少人故意在桥上走个来回，实现“两脚跨过钱塘江”——神话变成了现实。

 　　当天就有10万民众涌过大桥，但没人知道，自己脚底下已布满炸药。“就在这大桥公路开放那天的前夜，那炸桥的炸药就已经埋进去了，所有这天过桥的十多万人，以及此后每天过桥的人，人人都要在炸药上面走过，火车过桥也同样是在炸药上风驰电掣行进。”茅以升在回忆录中写下感慨万般的文字：“公开放行的第一天，桥里就先有了炸药，这在古今中外的桥梁史上，要算是空前的了！”

 　　当时还有一些造桥机械设备留着，像打桩机船，一时无法运出，落入敌手就麻烦了，怎么办？茅以升为这事去见浙江省主席黄绍竑，黄绍竑很爽快地说，到时把这机船沉没了就完了，责任由政府负！

 　　时光到了12月23日。下午5时，日寇已逼近桥北。茅以升感到那是“江天暮霭，黑暗降临”，这才断然禁止行人，“开动爆炸机，一声轰然巨响，满天烟雾，这座雄跨钱塘江的大桥，就此中断”。

 　　“大桥爆炸的结果是：靠南岸第二座桥墩的上部，完全炸毁，五孔钢梁全部炸断，一头坠落江中，一头还在墩上，一切都和计划所要求的一样；显然，敌人是无法利用大桥了，要想修理，也决非短期所能办到。”刚刚落成89天的钢铁大桥，就这样成了没有“残雪”的“断桥”。

 　　12月24日，杭州沦陷，几成空城。在世界桥梁史上，建桥者亦炸桥人，大约惟有茅以升，那炸桥的心情，“就像亲手掐死自己的儿子一样”。

 　　但是，茅以升把炸桥的时间向后推延了37天。这一个多月，不知挽救了多少生灵。只有在天空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才能最清楚地看见天上的星星。

 　　桥梁之父立桥上

 　　会当跨越银河滩

 　　这十四箱资料，后来我往贵阳、重庆，又回到杭州，它们都一直跟着我。——摘自浙江省档案馆馆藏茅以升手稿

 　　1946年，抗战胜利后第二年的春天，茅以升回到劫后的杭州，着手准备修桥。9月开始临时性修复，次年3月公路通车；因为经历解放战争，正式修复工程时断时续，到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时，都没有大的进展。

 　　茅以升在回忆录中记载：“杭州解放前夕，反动军队竟在第五孔公路及铁路桥面的纵梁两端，装上了炸药，阴谋破坏大桥。五月三日下午该军队撤退时，竟将炸药爆炸。幸喜损坏不大，立即由修桥职工日夜抢修，于二十四小时内，即将铁路、公路全部恢复通车。”

 　　直到1953年9月，6号桥墩才告正式修复，此时距离动议建设钱塘江大桥，已经过去了整整20周年。

 　　钱塘江大桥仿佛是一只领头羊，率领着后来建设的一串大桥，分布在它的上下游：富春江大桥、袁浦大桥、之江大桥、复兴大桥、西兴大桥、彭埠大桥、九堡大桥、下沙大桥、江东大桥、嘉绍大桥以及杭州湾跨海大桥。而这座钱塘江大桥，至今风骨依然，老而弥坚。

 　　通过修建钱塘江大桥，茅以升培养造就了一批桥梁工程科技人才，那是另一种“彼此的抵达”。包括当年校址在桥址附近的之江大学土木、机械专业的学生，都曾通过施工实习得到锻炼。

 　　在后半生，茅以升成了优秀的科普作家，架起知识的大桥。他写的《桥话》成为经典名篇，1963年曾在《人民日报》上连载，后收入《彼此的抵达》一书，还编入了中学课本；1979年又刊于《随笔》杂志总第1期，后收入《随笔》百期精粹《随笔佳作》一书，成为领头之作。

 　　《桥话》开篇就说：“人的一生，不知要走过多少桥，在桥上跨过多少山与水，欣赏过多少桥的山光水色，领略过多少桥的画意诗情。无论在政治、经济、科学、文艺等各方面，都可看到各式各样的桥梁作用……”

 　　茅以升先生形象地把桥比喻成经过放大的一条“板凳”。在《没有不能造的桥》一文中，他写道：“遇到难造的桥，则人类进步，必有相应发展的新技术，来克服此难关。桥是人造的……有人就有桥，世界上没有不能造的桥！”

 　　世界上没有不能造的桥！为了彼此的抵达，人类在用科技的杠杆“撬动地球”。英国《泰晤士报》曾报道，就“2100年人类生活”，世界知名科学家搞了十大异想天开的预测，最后一个是构建“天桥”——太空电梯，其轿厢由一条数万英里长的缆绳拉上天空，支撑缆绳的是地球像拨浪鼓一样的自转，而纳米技术能造出超牢固的缆绳。

 　　歌德有言：“幻想是诗人的翅膀，假设是科学的天梯。”人类的异想，科学的春天。那么今后不妨就用“两脚跨过银河滩”来替代“两脚跨过钱塘江”吧。

 　　走过94个春秋之后，“中国桥梁之父”茅以升先生在1989年的金秋告别了人世，但他的形象永远屹立在一座座大桥之上。

 　　最后特别提一下茅以升先生对大桥档案资料的重视，作为本文的尾声，他在《钱塘回忆——建桥、炸桥、修桥》中，这样记述双手携带档案资料、两脚跨过时间隧道：

 　　“这套公物计十四箱，包括各种图表、文卷、电影片、相片、刊物等，都是大桥最重要的资料（这套电影片长约二千五百公尺，纪录了所有特殊工程的全部施工细节；拍摄时，现场成了摄影场，工人变成演员，而我和一位工程师就充当了导演。这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工程教育影片）。这十四箱资料，我从杭州带到平越（今贵州福泉），饱经风霜，遭遇到多次敌机空袭，但幸而保存得完整无缺。后来我往贵阳、重庆，又回到杭州，它们都一直跟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