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铜印印证两千年前阜南是交通要道

在阜阳博物馆，藏有一枚战国“专室之玺”铜印，相同时代相同印文的印玺，在国内仅见三枚。值得一提的是，这枚罕见战国铜印的出土地点，曾经在历史舞台上上演了一幕风云际会的大戏。

 “专室之玺”战国官印，青铜质，圆形，鼻钮。通高0.8、印座直径1.9、厚0.2厘米，印面阴刻篆书“专室之鉨”四字。市博物馆专家考证，专室也就是古代的传室，以车传递称“传”，以马传递称“驿”，步递则称“邮”，“传室”也就是古代负责传递军政公文的长官的官樱与这枚楚玺上印文相同的楚玺，目前在国内仅见三枚，除此之外尚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枚，陈介祺万印楼收藏一枚。

 “专室之玺”于1965年在阜南县阮城遗址征集。说起阮城，也就是原鹿故城，位于阜南县西南5公里，属于公桥乡阮城村，还有一个有名的故事。春秋时，此处原先属于宋国，称鹿上，是宋襄公与齐、楚会盟的地方，东汉时为原鹿侯国，晋属汝阴郡，南北朝时废。

 《左传》 ：“(鲁)僖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39年)春，宋人、齐人、楚人盟于鹿上。”这就是宋襄公后来被称为春秋五霸之一重要事件的鹿上会盟，当时，宋襄公向楚国提出要求，要当时归附楚国的中原诸侯奉自己为盟主，楚国国君假意答应了。公元前638年，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在泓水边发生战争。当时，宋军已经排成队列，楚军还没有完全渡过河。楚兵强大，宋襄公讲究“仁义”，“我们号称仁义之师，怎么能趁人家渡河攻打呢？”要待楚兵渡河列阵后再战，结果大败受伤，次年伤重而死。后来毛泽东评价说：“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宋、齐、楚选择在鹿上进行会盟，最大的原因可能是这里陆路与水路交通都相对发达。因为淮河、洪河、谷河、润河等河流流经，阜南因如此特殊的地理优势、位置便具备了建城址的条件。因此，宋国便选择了在这处河流发达、水草丰美的地方建了一座鹿上城址，宋国在此会盟主要是两国交通方便，当时的鹿上有可能是一座城市或商埠。而宋国短暂的霸权衰落后，鹿上便成了楚地，“专室之玺”的发现，也可从侧面印证战国时这里便是传邮中转的交通要道。(阜阳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