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交警管理体制

民国时期也有交警，不过此时的交警和现在交警职责有何很大不同，随着国民政府的败退台湾，这只当年的特种武装部队也最终归于沉寂。编者为大家揭开早起交警部队的神秘面纱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于1946年春编建一支特种武装——交通警察部队，它随着大陆全部解放宣告完结，存在近四年时间。它虽名为交警，却同担承城市马路交通指挥的交警完全不同。

为军统控有强大特种武装

抗战中后期，戴笠利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结盟，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戴笠，副主任美海军梅乐斯。国民党军统组织可源源获得美援之机，便积极扩充直辖武装，主要有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马志超——以日军投降时任部队长为准，下同）、交通巡察部队（军委会交通巡察处处长吉章简）、军委会别动军（总司令周伟龙）、美中合作编练的教导营，以及已投效戴老板的汪伪上海税警总团（总团长周佛海兼，副总团长熊剑东）等，形成庞大的军事集团。

日本投降之初，全国和平建国呼声高涨，而国民党上层内因派系矛盾，也有人预谋裁夺军统所辖武装。如何保存多年苦心经营的军统武装，不致因裁兵而伤筋动骨，或为国军编并吃掉，戴笠日夜思虑。他与郑介民、毛人凤、唐纵及马志超、吉章简、周伟龙等经过多次商讨，拟向上级建议将上述武装之精锐部分，改编为交通警察，以负责全国铁道、公路、水运、航空的交通治安。成立交通警察总局，下辖京沪、平津诸铁路警务处和公路、航运、航空警务室；组建十八个交警总队（特种团），可安排官佐员警64402人。方案于1946年1月呈报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蒋介石迅予批准。交通警察总局遂于1946年3月1日成立，吉章简中将任总局长、马志超中将和徐志道中将任副总局长。

交警总局机构庞大，设作战训练、情报、经理、军法及副官五个处及秘书、人事、会计三室。干部配备军衔较高于一般陆军，总队长及处长由少将担任。交通警察总局，名义上属行政院交通部辖。交警主官见部长执僚属礼。而交通部部长俞飞鹏及后俞大维从不干预其人事及作战指挥，全由军统局（后国防部保密局）直接领导。

交警特色及实战表现

交警校尉官佐大多出身中央军校、警校及诸特训班游干班。警员文化较高，要求高小程度，一般受过美、中特种技术教练，忠蒋仇共意识甚浓。交警装备美械自动武器，机动快速，成为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内战的工具。随着解放战争扩大，交警也不断加入正面战场。1948年夏后曾编组四个交警旅，旅长：一旅王春晖、二旅郭墨涛、三旅杨遇春、四旅鲍步超。也有以交警总队扩编成师，编并入正规军序列。

交警对付中共地方游击武装很有一套，但不善与解放军主力作战，无论进击或是守备。最早覆灭的是熊剑东7总队，大多是汪伪原上海税警养尊处优不习野战，更不熟新四军作战规律。随李默庵李天霞进攻苏北，1947年8月遭粟裕部攻击被全歼，熊剑东亡。1948年夏，交警5总、8总在冀东护路护矿被歼，交警榆津护路司令汤毅生被俘。平津战役中，交警三旅守备塘沽，10总遭歼；1949年1月17日，杨遇春率12总登船南逃上海。1949年5月，交警1总在南逃福建途中于浙南永嘉瓯海，为浙南游击纵队伏击歼灭。交警9总1949年春在奉化担任蒋介石父子警卫，后退舟山群岛驻防桃花岛。1949年10月18日夜，我21军以步兵183团加强182团一个营渡海突袭，至19日，除伤患及陆续逃出（包括总队长文焕卿离桃花岛向上级领补给）192人外，副总队长姜溢三以下俱就歼。

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打击下也有投诚起义放下武器的。1948年，东北剿总将进驻中长路的交警扩编为暂52师，任命原交警总队长李嵩为师长，加入云南部队60军序列；也含监视杂牌企图。60军长春起义前夜，曾泽生军长以开会为名将李嵩及三个团长扣押，迫令暂52师随同起义出长春接受改编。在四川成渝一线的交警三个总队（总队长陈再生、余越、阮祖国），当1949年11月12月，刘邓大军及贺龙部入川，其走投无路，或逃散或被迫随国民党兵团起义。

1949年5月，解放军进攻上海，马志超、郭履洲（郭已升交警副总局长）派周文新率一个交警总队任抢运大上海金银物资赴台护运外，率2、5、6、15、18五个总队参战，大部被歼，一部撤去台湾。当林彪、叶剑英大军入广东，交警一旅旅长王春晖率残部沿粤汉铁路南段纠集土匪反共游击，1950年初被剿灭，王毙死。

交警三任总局长

吉章简（1901—1992）广东海南崖县人，黄埔二期。1936年，吉由师长被选任上海市保安总团少将总团长。该部名义上是保安队，实为精锐嫡系中央军改装。因为“一·二八”抗击日军后，经多国外交官调停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内规定，上海市内及近郊不准中国驻屯正规军，但可驻保安队和警察。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吉指挥保安总团挫日陆海军锋锐。迨军委会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其武装后发展为忠义救国军），吉章简与宋子文、杨虎、张治中、戴笠、张啸林、俞作柏十四人同为委员。经胡宗南保荐，任甘肃省保安处中将处长，调第七军军长，再任军委会交通巡察处长。1946年春，为交警首任总局长。解放大军渡江南征，吉奉蒋介石电召出任广州市警察局局长（时国府行政院逃驻羊城），又任海南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入台湾后，专任“国大代表”及光复大陆设计委员。

周伟龙（1889—1949）湖南湘乡人，黄埔四期，北伐后在唐生智部任警卫营长。唐生智起兵讨蒋，戴笠赴河南唐防区活动，遭追捕。戴冒险入见周伟龙，说动周反唐拥蒋护戴脱险，与戴成生死之交。1932年由戴力保，任复兴社特务处书记。外勤任过军统汉口站站长、汉口特区区长及军统外勤最大最重要单位上海特区区长。由忠义救国军总指挥转任军委会别动军总司令；兼中英情报技术合作所主任（英军安德逊为副主任）。1948年1月，继吉章简任交警中将总局长。

关于“周伟龙阴谋叛变投共案”，据毛人凤和毛森1949年2月在上海密商捕周时所说，蒋介石引退回溪口故乡后，周调动王春晖几个总队开拔湖南，并筹划再调交警集结湖南，欲通过程潜投共。周领取大量军费不下发，兑成黄金。二毛认为周伟龙听信共方宣传既往不咎立功有奖，昏了头，想拉交警为资本，弄个共方兵团司令当当。家贫出孝子，国难见忠良，想不到我军统开朝元勋要投共。交警官长多军统骨干，迅速捕周，可保持戴先生遗产。但不能公开捕周，免动摇军心人心……由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手令，二毛在周到毛人凤住所拜访时，予逮捕。毛森亲往南京路国际饭店周伟龙住房，收缴得印信及黄金几百大条（每大条10两）。据毛森回忆录，周伟龙于上海解放前夜在上海被“制裁”，即处死。

马志超（1903—1973）甘肃平凉人，出身黄埔一期。1930年进蒋侍从室，任上校侍从副官，出任步兵团团长。1935年调任陕西省会西安警察局长兼军统陕西站站长，亲历西安事变。事先曾侦知张学良、杨虎城部不稳情报上送。1943年10月出任忠义救国军中将总指挥。1949年2月，马志超接替周伟龙统领交警时，解放大军已饮马长江，国民党统治东南半壁风声鹤唳，一派混乱。马紧控部队，将交警分向上海及闽粤集中。并下令交警总局官佐、眷属、档案紧急向福州疏散。叶飞兵团挺进八闽，又转移厦门；再迁广东汕头。1949年10月，马志超偕鲍步超到汕头，赶在潮汕解放前率总局乘轮逃去台湾。

1950年1月，马志超奉命在台北办理交警总局结束。逃台交警近两个总队及总局官佐员警共六千余人，分别编入陆军，安插内政、交通部门，领资遣散自谋职业。蒋家王朝这支亲信精锐武装，在人民解放军胜利炮声中灰飞烟灭。

军事委员会别动军简称别动军，在美国帮助下，由军统局直接控制的一个武装部队。

军事委员会别动军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在重庆建成，先后由周伟龙、徐志道任司令，陶一珊任副司命。

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开始是由戴笠与英国合作筹备成立，后因美国插入并给予优厚条件，戴笠乃弃英携美，把军统所控制的武装部队-各战区奋勇队、各铁路破坏队、忠义救国军均划归军事委员会别动军指挥。

一九四三年戴笠又派副司令陶一珊在湖南洪江成立中美技术合作所训练班，派司令徐志道兼中美合作所参谋长，大批调集军事委员会别动军所辖部队先后进入中美合作所各地训练班受训，期满后，由美国配发武器装备。一九四五年进行整编，先后将中美合作所第六、七、十三训练班的教导营编入军事委员会别动军的各纵队。

军事委员会别动军本部设有司令办公室、机要室、军法室、参谋处、副官处、经理处、编译处、政训处、交通处等单位，附设特务大队、电讯总台、野战医院和重庆、贵阳办事处。司令部下辖十个纵队，每个纵队辖三个支队，每个支队辖三个大队，每个大队辖三个队，队下设若干组。

军事委员会别动军主要活动于广东、广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和山东等地，以搜集日军军事情报，袭击日军为主要任务。

一九四六年四月由陶一珊主持，把军事委员会别动军的各纵队和忠义救国军均改为交通警察总局所属各交通总队。

陶一珊副司令， （1906—1978），字延基，江苏南京人。国民党陆军少将。军统局磁器口办事处主任。

陶一珊早年入东南大学预科，后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官研究班政治大队。1930年任国民党上海县党部委员。1935年任吴淞商船学校军事教官。1936年任上海市公民训练总队副总队长。1937年任军统局上海区闸北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青浦训练班副主任。1938年任军统局临澧训练班总队长。1940年任重庆卫戍区总司令部稽查处处长。1943年任军统局机要室秘书。1943年后任中美合作所南岳训练班副主任、军统局磁器口办事处主任、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华中指挥所少将主任。1945年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1948年升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参谋长。同年任上海市政府民政局局长。后去台湾。1952年入革命实践研究院。1957年入国防大学联合作战研究班。后任台湾省警务处处长兼警察学校校长、台湾银行顾问。曾获自由勋章壹枚。

陶一珊子陶大伟，昵称“陶叔叔”，年轻时台湾著名歌手，也是台湾西洋音乐重要推手。孙陶喆，华语著名创作流行歌手，实力派唱将。有华语“音乐教父”的美誉。

徐志道司令（1902～1984） 江苏南通人。 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三期、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第二期毕业。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团排长，总司令部宪兵团连、营长，中央警官学校宪兵训练所中校教务主任。宪兵司令部第五团上校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上海浦东游击指挥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少将编练组长，军委会别动军第五纵队指挥官，军统局中美合作所参谋长。1946年起任交通警察总局中将副局长，浙江省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国防部保密局副局长、局长。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到台湾，续任“国大代表”，任“国防部”高级参谋。1984年1月7日去世。

考察军统和保密局的历史，有一段两个保密局同时并存的时期，沈醉称之为“真假保密局”，此说也广为流传，1986年3月3日，李敖就在沈醉所写材料的基础上写出了一篇《蒋介石与真假保密局》（收入《蒋介石研究》二集），把这段往事又重新做了演绎，特别是对两家保密局的局长毛人凤和徐志道斗法的事情更是作了比较细致的描述。

李敖为文洋洋洒洒，素来以考证翔实自诩，不过这一次他在提及徐志道时却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在文中他有一处把徐业道误认作徐志道的小毛病。说起二徐来，名字很近，又同是军统的干将，但二人却是一个江苏人、一个湖南人，风马牛不相及也。徐业道在军统的资历比徐志道要深得多，早年他就是南昌行营调查课的成员，调查课并到特务处后，他长期负责司法工作，在抗战期间担任过军统局三处处长、司法室主任，在国民党中是以军法专家著称的，战前审过袁殊、抗战期间审过韩复榘，抗战后他担任国防部军法局的局长，这是一个与国防部保密局同一级别的单位，所以他也有中将军衔，与毛人凤职位相当。这篇《对毛先生永远的哀思》是徐业道所写，可能是因为二徐太过相近，所以李敖就把徐业道的文章安到了徐志道的头上，不过后来他也知道犯了这个张冠李戴的错误，虽然未作正式的声明，却在大陆刊行简体字版本《蒋介石研究》时，就悄悄作了相应的修改。

在保密局的大特务中，徐志道声名不彰，这和他是半路出家有关。早年徐志道从黄埔毕业后，在加入军统工作前做了很长时间的宪兵，对宪兵工作深有研究，专门到日本考察过宪兵工作，1936年还出过一本专著《宪警常识》。大体说来，宪兵与特务的工作有很多共通之处，以致于解放后在确定“历史反革命”时曾定了一个标准，即“军警宪特”中的军人是排长以上、警察是警长以上，而宪兵与特务不分级别都直接列入，由此也可见一斑。徐志道在军统中没干过什么核心的工作，用沈醉形容毛人凤的“外勤没做过站长，内勤没做过处长”来给他作比也很贴切，他在军统中始终在做特务武装的工作，抗战时担任军委会别动军的总指挥，抗战后做交警总局的副总局长，之后转任保密局副局长，这样的资历在以特务工作为核心的保密局中确实是难以服众的。但他这样一个基本上是纯粹军人的公开身份却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李宗仁代理“总统”、高喊和平的时期，可以借来混淆视听，加上他在抗战期间曾挂名在李宗仁部下工作，算是李代总统比较熟悉的军统干部，又有保密局副局长的实任职务，种种机缘加在一起，保密局局长的位置不安排给他都说不过去了，于是乎他就从前任局长毛人凤手中接印视事了。

问题是，统治者从来是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的，蒋介石如此，毛人凤也是如此。于是一明一暗两位局长就斗起法来，所争者无外乎是权与钱。论权，徐志道连保密局的家底都不清楚，核心业务他根本插不进去手，毛人凤离任时，只给他留了几十个人的内勤小班子，所有外勤单位和情报业务一律带走，徐志道手里空握一颗保密局的官防，却调动不了保密局的人马。论钱，徐志道还真得感谢毛人凤留给他的大印，凭着这颗印，徐记保密局就可以名正言顺的领用经费，这一下徐志道倒是占了个先，而把毛人凤和保密局一干人甩在了一边。结果，追随毛人凤的“地下保密局”就只能苦捱了，看看谷正文的回忆“这段地下化期间，政府根本没有编列预算，因此，从二月至八月整整半年期间，我们三千多人没有薪水，每个月仅由会计室依同僚的家眷数分发适量的白米及少量的黄豆，每日三餐，就这样白米饭配腌黄豆过下来了”，徐志道手中的一颗大印把一批“忠诚同志”逼得只能过“白米饭配腌黄豆”的日子，这种苦日子和我们印象中的特务们大鱼大肉的生活是不是相去甚远？

地下的黑局长毛人凤是始终不忘做领袖耳目和手足的使命的，虽然没了合法的名义却仍不忘工作，其敬业精神可感可佩，甚至还自制了一枚本应由上峰发给的大印，还是谷正文的回忆“正式官印已经由毛人风交接给徐志道，而办公又不能没有官印，我们到上海之后，便买了一块旧铜，找了一名刻印师傅仿刻了一枚官印”，毛森的有关回忆更值得细细品味，“我和军统局长毛人凤虽系同乡同志，但接触甚少，胜利后我调汤部工作，更少来往。李宗仁代总统时，为徇共方要求，撤去毛之职务及该局外勤工作，改派徐志道为局长。毛为人谨慎服从，颇得蒋公所器重，仍指派其担任黑市局长，闲住上海，有时求助于我”，因为这段话是毛森与毛人凤反目后在晚年所写，所以可以说是字字有深意，不妨试解如下，虽然我和毛人凤是同乡加同志，不过我们并不熟，后来我调到汤恩伯部下工作，不归他管了，就更没什么来往。李宗仁当了代总统，罢了他的官，徐志道就做了局长。毛人凤和蒋总统关系好，指派他当一个没有名义的局长，他就到了上海赋闲，还时不时的得求我办事了。是不是很有意思？其实毛森与毛人凤不只是非常熟悉，而且在特务工作中合作得也比较好，只是后来也是为了权利之争而闹翻了，所以毛森才有这段妙语。

形势很明显，毛人凤不肯把权力交出来，徐志道却时时不忘去夺他的权，据蒋介石的侍卫赵秉钰回忆，徐志道为了夺权，也跑到溪口向蒋介石告状，他气愤的说“毛人凤真不是人，他把局里的都搞到台湾去了，他人多，是假的保密局，搞什么名堂，我这个真的被搞成了假的。不成话。”对真假保密局的事情，蒋介石当然是心知肚明，也不会让徐志道做成真的局长，但由此，毛徐二人是彻底闹翻了。徐志道也开始自行发展外勤组织，试图与毛人凤分庭抗礼。不过人算不如天算，国民党在大陆兵败如山倒，特务们的相互倾轧只是这段历史中的小插曲而已，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保密局，都在大陆无法立足，等逃到了台湾，徐志道只得把保密局的关防重新交还毛人凤，因为蒋总统又复行视事了，毛局长当然也得归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