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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反腐“成绩单”亮眼:查处省管干部数量上升

来源:法制日报发布时间:2020-01-03 10:56:05
导语: 2019年反腐败“成绩单”亮眼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执纪审查中管干部20人省管干部408人  ● 从数据上看,2019年的反腐败成绩单引人注目,反映了当前反腐败力度仍然没有放松、反腐败工作仍然按照既定目标推进、高压反腐态势仍然保持,由此查处的中管干部、省管干部这些“关键少数”干部数量仍然保持高位并呈现增长态势  ● 2019年反腐败主要呈现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精准反腐;二是强化标本兼治;三是深化基层反腐败 ...
    2019年反腐败“成绩单”亮眼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执纪审查中管干部20人省管干部408人


  ● 从数据上看,2019年的反腐败成绩单引人注目,反映了当前反腐败力度仍然没有放松、反腐败工作仍然按照既定目标推进、高压反腐态势仍然保持,由此查处的中管干部、省管干部这些“关键少数”干部数量仍然保持高位并呈现增长态势


  ● 2019年反腐败主要呈现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精准反腐;二是强化标本兼治;三是深化基层反腐败


  ● 中央针对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领域,出台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党内法规制度,为整个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着力建立健全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监察法律体系,推动制度反腐、法治防腐


  □ 本报记者 陈磊


  2019年12月26日14时30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年度最新一条执纪审查消息,“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李怀柱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法制日报》记者梳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信息发现,2019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总计通报执纪审查中管干部20人、省管干部408人。


  对比发现,2019年通报执纪审查的中管干部数量与此前两年基本持平,但通报执纪审查的省管干部数量大幅度增加。


  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以后,反腐败战略从治标为主转向标本兼治,要构筑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但是不敢腐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打击腐败这一手依然不能放松。


  此外,中央针对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领域,出台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党内法规制度,为整个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着力建立健全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监察法律体系,推动制度反腐、法治防腐。


  紧盯关键少数没有放松


  查处省管干部数量上升


  李怀柱被查时,已经退休3年有余。


  身为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的李怀柱,一直在教育系统工作,是教授、高级工程师职务。


  履历显示,李怀柱19岁就参加工作,改革开放后考入山西矿业学院学习,毕业后进入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业学校担任教师。


  2000年12月,李怀柱走马上任呼和浩特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一职,次年升任学院党委书记。


  随后几年间,李怀柱先在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任上短暂过渡,接着到呼和浩特职业学院担任党委副书记、院长,直至2016年5月退休。


  值得注意的是,李怀柱被宣布接受审查调查前一天,“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党委书记赵全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


  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19年被通报执纪审查的首个领导干部,是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原副厅长(正厅级)包洪建,时间是2019年1月2日。


  2019年7月,包洪建被“双开”。两个多月后,他因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贪污等罪,经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四平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2019年首个被查的中管干部,则是中国科协书记处原书记陈刚,被通报执纪审查的时间是2019年1月6日。10个月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陈刚受贿一案,他被指控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28亿余元。


  《法制日报》记者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通报信息统计,2019年总计通报执纪审查中管干部20人,与此前两年持平(2017年通报执纪审查中管干部18人,2018年则是23人)。


  在省管干部方面,2019年总计通报执纪审查408人,与此前两年相比大幅度增加(2017年是221人,2018年是354人)。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2019年通报执纪审查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达62人,是此前两年通报执纪审查数量之和(2017年9人、2018年15人)的两倍多。


  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就此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称,观察上述数据,首先要关注一个大背景,那就是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这个背景决定2019年的反腐败工作不同于此前年份。


  “从数据上看,2019年的反腐败成绩单引人注目,反映了当前反腐败力度仍然没有放松、反腐败工作仍然按照既定目标推进、高压反腐态势仍然保持,由此查处的中管干部、省管干部这些‘关键少数’干部数量仍然保持高位并呈现增长态势。”庄德水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杜治洲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数据表明,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以后,反腐败战略从治标为主转向标本兼治,要构筑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但是不敢腐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打击腐败这一手依然不能放松。


  将重点领域作为突破口



  确立反腐败工作大格局


  李怀柱被查的同一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称,“汇达资产托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陶晓峰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接受审查调查的陶晓峰,1985年参加工作就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历任央行会计司监督检查处副处长、内审司业务审计处处长、内审司副司长等职务。


  2012年7月,陶晓峰调任汇达资产托管有限公司总经理,5年多之后升任汇达资产托管有限公司董事长。2019年1月,其开始担任汇达资产托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被注明为正司局级。


  汇达资产托管有限公司是经财政部和银保监会批准,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注册登记的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独资非银行金融机构。


  此外,陶晓峰接受审查调查,也意味着2019年因涉腐被执纪审查的金融单位领导干部名单再增加一位。


  《法制日报》记者统计显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19年总计通报执纪审查32名金融单位领导干部,其中,中管干部3人,中央一级及省管干部29人。


  涉腐的金融单位领导干部的来源,包括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监管机构等。


  在庄德水看来,这正是2019年反腐败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即在重点领域推进反腐败取得突出成效。


  “比如在金融领域强力反腐,甚至刮起金融反腐风暴。”庄德水说。


  2019年1月11日,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召开,随后发布的全会公报指出:有力削减存量、有效遏制增量,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紧盯重大工程、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部门和行业的监督,加大金融领域反腐力度。


  “2019年的反腐败工作,中央是以重点领域为反腐败工作突破口,以点带面撬动整个反腐败工作格局,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庄德水认为。


  我国在重点领域推进反腐败的另一个体现是深挖涉黑涉伞腐败。


  2019年5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在通报安徽省阜阳市政协原副主席肖军的执纪审查信息,直接点出其“在担任太和县县长、县委书记期间涉嫌涉黑涉伞腐败”。


  《法制日报》记者梳理发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此前通报执纪审查信息时,并无太多信息公开,此次点明“涉嫌涉黑涉伞腐败”尚属首次。整个2019年,总计有6人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充当“保护伞”而接受审查调查。


  “2019年反腐败主要呈现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精准反腐,履行了中央提出的突出重点、精准有力目标,强化了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行业的监督;二是强化标本兼治,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过程中更加注重统筹性、系统性,提升了反腐败综合效果;三是深化基层反腐败,通过巡视巡察一体化等方式强化治理了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向《法制日报》记者总结称。


  建立健全监察法律体系



  树立中国特色廉政自信


  2019年,多部党内法规颁布实施。


  1月1日,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开始实施,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部署,带头强化自我约束,把监督执纪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做到正人先正己。


  1月31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印发实施,以切实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向前进。


  7月,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员会印发《监察机关监督执法工作规定》,以确保国家监察权规范和正确行使。


  9月1日,中共中央印发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根据新的形势、任务和要求,为党的问责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此外,《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办法》《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规定(试行)》等颁布实施。


  宋伟认为,这些党内法规的颁布实施,既说明我国党内法规进一步完善,为权力制约提供了新的制度支撑,同时说明中央更加注重从制度完善角度降低腐败风险,逐步推动反腐败治本效果。


  在宋伟看来,还需要突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我国法治反腐、制度反腐的重大意义,“为反腐败制度体系完善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指南,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提供了顶层设计”。


  杜治洲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等党内法规母法的颁布,为党内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提供了权威依据。修订《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聚焦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着力提高党的问责工作的政治性、精准性、实效性,“反腐败法制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庄德水看来,这些党内法规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也为整个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着力建立健全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监察法律体系,推动制度反腐、法治防腐。


  庄德水还提醒说,在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基础上,结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我们需要跳出反腐败成绩单看待我国的反腐败工作。


  “我们通过党的十八大以来正风肃纪、惩治腐败,大大削减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同时建立健全反腐败制度,使权力的运行和监督程序化、制度化,所以现在应该到了总结和提炼我国所采取的反腐败战略、策略、措施的中国经验的时候,构建廉洁自信,与‘四个自信’并行。”庄德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