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重庆交通运输中心地位的形成

　　抗战前重庆的交通运输事业，以水运业较为发达，公路和航空运输则处于起步阶段。抗战爆发后，重庆的交通运输获得了空前发展，成为大后方的交通运输中心。

　　战时，聚集在重庆的船员达1.2万人。川江已成为交通运输大动脉，大后方军事物资、生产生活物资的运输，主要依靠川江。1936年，重庆地区有轮船56艘22 344吨；到1941年，重庆地区已有轮船288艘64 033吨。到1942年，仅轮船运送的政府物资就不下40万吨，壮丁不下200万人；运送的民营事业物资及入川难民更是不计其数。除轮船外，木船业也被动员起来从事运输。1944年，重庆地区共有木船16 369艘256 600吨。为保障水运畅通，国民政府进行航道整治，1938年至1941年，在各江险要处共建成绞滩站56处，其中长江18处、嘉陵江26处；綦江修建了水坝、水闸，数十吨木船可上行至松藻。水运航线不断延伸，嘉陵江延长至广元，金沙江延长至屏山。

　　公路运输也有很大进步。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全线整治了川黔、川湘公路。并开辟了西南、西北公路交通网，与中缅、中印、中苏等国际公路相通。1940年，重庆市长途汽车商业同业公会成立，当时行使在西南、西北的长途汽车已在2 000辆以上。1942年3月1日，国民政府交通部在重庆成立公路总局，以重庆为中心，陆续开办了重庆至广元、重庆至宝鸡、重庆至兰州，以及川鄂、川湘公路的客货联运。1944年开办了重庆至迪化(乌鲁木齐)的客车联运。抗战期间，川黔、川湘、川鄂、川桂、川滇、川汉等数条公路以重庆为枢纽，形成了较为便捷的大后方公路运输网。

　　为发挥运输潜力，国民政府还全力发展水陆联运。1940年8月1日，川湘、川陕水陆联运总管理处在重庆成立。川湘水陆联运线路由重庆经涪陵至龚滩(水运)，龚滩至龙潭(驿运)，龙潭经沅陵至常德至衡阳(水运)；另一路由重庆经涪陵至彭水(水运)，彭水经酉阳至龙潭(车运)，龙潭至常德至衡阳(水运)。这条联运线在宜昌失守后，成为川湘战时交通的重要路线。川陕水陆联运线由重庆经合川至南充至广元、阳平关(水运)，阳平关至宝鸡(车运)，使西南、西北交通线联成一片。

　　作为现代交通的补充，战时还发展了以人力、畜力为主的驿运事业。1940年9月1日，驿运总管理处在重庆成立。1942年初步建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全国驿运网，在交通不便的地方运送军用及民生物资。

　　1938年1月，中国航空公司迁重庆，欧亚航空公司在重庆设立航空站，国内两大航空公司迁渝，标志着重庆成为大后方航空运输中心。国内航线：1940年，中航、欧亚航空公司分别拥有渝港、渝蓉、渝宜、渝嘉、渝筑、渝西等14条航线；1942年又开通渝兰航线。国际航线：1937年12月20日，中航开辟重庆至香港，并衔接泛美航空太平洋航线；1938年11月16日，欧亚航空公司增辟重庆至河内航线；1939年10月30日，重庆至仰光通航；同年12月5日，重庆至哈密至阿拉木图通航；

　　1941年12月18日，重庆至昆明至腊戌至加尔各答中印航线开通。1942年，美国空军还开辟了著名的“驼峰”航线，保证了援华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重庆及中国各地。

　　战时重庆交通运输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显示了重庆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保证了大后方军需民用的需要，从根本上支撑了中国的长期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