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

    海上丝绸之路早在中国秦汉时代就已出现，唐中后期，陆上丝绸之路因战乱受阻加之同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已转到南方，海路取代陆路成为中外贸易主通道。宋元时期东西方世界格局的变化，航海技术的突破和经济贸易空前诉求使海上丝绸之路达到鼎盛。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中这样描述宋元时期的世界图景：“宋元时代的欧亚大陆展开了前未所有的商品和技术交流。海洋四通八达，技术与市场、原料与商品、生活习俗与宗教信仰、思想与艺术彼此交流、相互影响，从东北亚的日本、高丽，到东南亚各地和印度沿海，乃至波斯湾和东非各港口，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全球化”的活跃贸易网络，商船扬帆万里；回看中国内陆，庞大的丝绸、磁器、茶叶供应基地，这些深受国外客商欢迎的产品，从各地经过车马、舟船、手挑、肩扛，汇聚到海岸线上的各大小港口，集中到泉州等大港口装上大船随着季风运往海外……与此同时，发生在宋朝庞大经济体内部的商业革命则十分有力支撑宋朝成为整个中国古代最富有的朝代——南宋偏安半壁江山，城市化率，科技商业却是中国古代的最高峰。

    明朝海禁。帝国广亵的土地与丰富的物产造成一种完全自足的农业经济，中国不论政治还是经济，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海外贸易对统治者没有实际需要和吸引力。中国自古以来儒家思想重农抑商，宋元时代之所以主动发展海洋，很大程度是因为宋朝武弱，岁贡以及后期偏安对海外营收的依赖，而元是外来民族建立的政权 。

    明朝虽有郑和下西洋，实质却非贸易通商，而是朝贡性质的航海行为，它的后面没有也不许跟随民间海商的船队，难以为继无法持久。海禁导致民间海外贸易被迫转型为走 私性质的贸易。民间海外贸易的需求张力和朝廷政策矛盾引发的冲突始终贯穿并撕裂明清两朝。明清仅有几次有限度的开禁都是无奈被迫的权宜之策。明清两朝出洋的中国海商在没有政治和武装支持的情况下根本无力挑战大航海后政治军事商业合一的西欧扩张势力，一旦做大就会受到西方殖民地政府的屠杀，而朝廷视为罪有应得，而一旦有政治组织军事武装又无法见容于中国大陆政权，面临的将是双面剿杀。海禁直接导致中国退出海洋竞争，是近代中国积弱落后的主因。鸦片战争则是几百年海禁造成的结果。从贸易对象、内涵、性质上，明清中西方的贸易和以往的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不同范畴。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促进沿线国家文明交流，影响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也塑造着历史改变着历史。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吸引了中世纪还在蒙昧时代欧洲对黄金东方的向往，导致西欧想绕过穆斯林世界寻找前往东方新航路，引发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而在西方扩张势力进入南中国海时，明朝正在海禁，帝国海军正变成绥靖海疆的警察，追剿犯禁出海的商民。西方扩张势力迅速以海权优势制定规则建立海上秩序，一直延续至今。

    从海上丝绸之路兴盛与衰落的历史上，可以看出海洋及海洋航海贸易对大国和文明兴衰的深刻影响，也可以看出商业力量是如何推动国家政策的变化，国家和民间商业力量如何合力应对国际间的竞争以及如何创造一个合理的制度来维持长久的繁荣，这些经验对当前国家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仍然有现实意义。比较12世纪和20世纪末，中国有着惊人相似的繁荣发展之路，这都是由于中国开放政策和海外贸易机遇的激增而带动的。

    一、贸易主导权：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上，宋之前贸易的主导权是在阿拉伯穆斯林手里，当时的阿拉伯世界拥有高度灿烂的文明，和中国同处第一世界，而西欧当时则是荒蛮落后的第三世界。西欧人想要获得中国丝绸瓷器都得通过阿拉伯商人，阿拉伯帝国强盛期横跨亚欧非三大陆，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技术与最庞大的世界贸易网，在古老的七海航路上所有港口城市，从地中海到中国南海都可以见到他们的大船，大唐称这些远来海船为“南海舶”、“西域舶”、“昆仑舶”、“狮子舶”，最常见的统称为“波斯舶”。宋朝中期之前，中国商人或僧侣出洋，乘的都是“番舶”，这种情况一直到宋中后期中国航海业超过阿拉伯世界才改变。中国开始向海洋发展，有多少受阿拉伯季风番客的影响，如今已难以判定。生活在特殊历史阶级有特殊民族心理背景的中国人，更热衷于讲我们如何影响世界而不是世界如何影响我们。

    宋朝前期，朝廷对华商出洋并不鼓励，甚至一度禁华商下海，属被动型国际贸易。之后宋朝偏安，出于营收依赖等原因开始转而鼓励，国家和民间商业力量的合力，使得中国海商成功地参与到以往几代穆斯林商人垄断的海洋贸易，并超过而取代了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在12-15世纪间，中国主导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并基本上垄断了中国到印度间的航运，中国商人遍布东南亚及印度港口。15世纪上半叶，郑和下西洋以近乎疯狂的形式将这种航海优势推向瞬间的高峰，然后马上，中国自动退出了海洋。在15世纪下半叶西方扩张势力进入南中国海时一片权力真空。而阿拉伯的苏丹们一样不懂得利用大海，在葡萄牙舰队击溃了无武装的阿拉伯穆斯林船队，取代穆斯林们控制了西亚南亚贸易网后，苏丹说：“海战是商人之事，无关国王尊严。”15世纪，中国和阿拉伯世界退守内陆，而西方则向海洋扩张，东西方强弱由此逆转。

    在贸易主导权上，一旦不能处于优势或平等的位置，资源和经济的天平会倒向占优势的一方，丧失定价权和经济主权。极端者，像鸦片战争后中国海权丧失，沿海口岸被迫开放，成为西方倾销商品的市场。

    二、国家作用：在海丝之路的兴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商业力量是如何推动国家政策的变化和国家的作用。

1、商业力量推动国家政策变化：

（一）1087年，泉州市舶司的设立，就是这种案例的一个体现。宋朝立国时，泉州的海外贸易已经很兴盛，但还是比不上广州和宁波，出海须报关，往南海诸国或印度洋都须从广州报关，往高丽日本则要到宁波报关，给在泉州经商的海商造成很大不便，于是到北宋中期，受“重商主义”影响的官员们屡屡上疏请在泉州设司管理对外贸易。1072年泉州转运使薛向提出“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1082年泉州太守又请设司，这次上疏中采用了更有说服力的逻辑―泉州没有市舶司，不但海商受损，朝廷收入也极受影响。一次次的上疏都没有得到批准。直到1087年，泉州的海上贸易正式进入了国家视野，这一年，在户部尚书建议下，泉州正式设立市舶司。从此泉州港开始进入它的鼎盛时期，国家和商业力量的合力，在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开创出一个中国经济占国际贸易主导地位的“泉州时代”，是海上丝绸之路高峰时期的东方第一大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时期国家重视海洋的背景下，南宋通过泉州开始对钓鱼岛和台湾进行有效管理和行使主权，这也成为今日中国对钓鱼岛和台湾拥有主权的历史法理依据。

（二）明清实行海禁，沿海商人在无法合法开展商业贸易情况下，只能依靠走私和“海盗”行为来组织货源和交易，有时甚至和当时来自日本倭寇合流在一起对抗政府，后期的明廷显然发现海禁后海盗频繁与开禁后“海盗”的数量即下降的微妙关系，明朝隆庆开海有限度开放月港的重要原由则源自一次中国“海盗”和日本海盗联合冲击漳州月港事件促成。后期，美洲白银大量由月港涌入中国，白银便是由民间首先使用后推广到全国。

（三）明末，明政府无法剿灭郑芝龙的武装海商集团便转而招安，也使得海禁政策有所放松。清代，中外民间贸易的强力需求使得海禁无法有限执行也使得清政府转变海禁策略 开广州一口通商。

2，国家和民间商业力量的结合：比较宋元时期和之后的明清时期，国家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不仅影响本国海商在国际贸易上的竞争力，更影响到国家文明兴衰。

（一）宋朝和元朝政府的基本政策，是鼓励当地人参与海上贸易活动，国家参与国际海洋竞争，这一方面为沿海地区提供了更加广泛的经济机遇；另一方面，也为朝廷和地方的各级官府，带来了新的税收资源，更重要的是，大大增强中国海商在国际贸易上的竞争力，宋朝中后期，中国开始取代阿拉伯穆斯林在国际贸易上的主导也是这一政策的结果。

（二）海丝之路在宋元时期是东方式的，双向平等、和平的色彩浓厚，而15世纪后西欧大航海后的海洋贸易则夹带着军事强力，时常表现为殖民掠夺和血腥屠杀。如果说在15世纪前民间海商在东方式海洋竞争中没有国家加持也只是商业竞争力的增减问题，而在西方式的海洋贸易中，中国海商面对有政治军事武装的西方扩张势力，则随时有生命之忧。阿拉伯商人一样是因为没有国家武装力量支持而退出海洋竞争。而中国海商更惨，不仅没有国家军事支持，更不受政策支持，政府用海禁来遏制民间自发的海外贸易，犯禁者随时要受身后母国的追剿。

    三、共赢制度：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需要创造出让沿线国家能接受的共赢方案，在国内更需要顶层设计一个让各区域各阶层共赢的框架制度，才能维持长久的繁荣。

    一个地区或国家可能依靠各种方式取得短期经济的繁荣，但要持久的繁荣则取决于好的制度，而制度的供给者主要是政府。要想长期的繁荣需要设计一种可以让大多数人获益的制度框架，这种制度不仅包括正规的法律条文，也包括非正规的潜规则。再以宋元时期中国的第一大港泉州港为例。当时以海外贸易为主情况下，促进泉州港城经济发展的法律主要包括海洋经济的法律框架：市舶条列；海上交易中的财产权保护；宋代海上贸易的缔结程序与契约协议，即合同法；商业纠纷的诉讼和调解。这些法律有效维持了海上国际贸易的正常秩序。宋元这个制度体系显然有降低海上贸易交易成本的作用。而且从实际来看，由于依法贸易的利益大于非法走私的成本，从而使这些法律都能够得到落实。同时，来自儒家教义、宗教信仰和社会网络纽带等文化和社会变量的非正规的制约，对商业行为产生一定的约束力，同样降低了交易成本。所有这些正规和非正规的变量结合起来，为一个前工业化但高度商业化的区域海洋经济，提供了一个有利于经济长期发展的制度基础 。

    泉州在设市舶司后的高速发展形成了其在宋代繁荣的黄金时期，宋室南渡和部分皇族子弟寓居泉州是其繁荣的高峰；但地方政府为了供养在泉州皇族子弟的用度使税收高企则削弱了泉州商业的竞争力，于是泉州商人大户为了保证其地位越来越醉心谋求地方政治权利，于是国家权力地方化，利益集团开始盘根错节并成为食利阶层，社会公平也被一点点蚕食，泉州港繁荣的收益人群缩窄，加剧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隔阂；宋元易代，地方势力重组，在蒙元异族民族阶级统治下色目人最终主导了泉州的海上贸易，泉州开始了让少数人受益但与大多数人无关的畸形繁荣；这同样反映在元末朝廷权力斗争中，各阶层对利益巨大的泉州港收益争夺上，以波斯商人为主的色目人为抵挡叛军组织了自己的军队，但这支军队最后自己也成为叛军。为少数人享有的畸形繁荣不仅是元末兵乱的主要原因，更埋下了明初汉人复国时民族宗教仇杀的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