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重重的建国初期

一、人本经济的成功尝试：辉煌的发展成就

“毛泽东不懂经济”几乎成了定论，而被海内外人士所接受，笔者也不愿将毛泽东视之为经济学家并为此进行辩护。作为一位政治家、执政党领袖和国家元首，关键在于在他任内国家的经济等方面是否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求全责备，或因一时的经济失误而否定经济的整体成就是不客观的。至于“毛泽东时期经济一团糟”、“毛泽东耽误了中国的发展”等观点，更是轻率和不负责任。

在毛泽东领导革命的早期，既发现并抓住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既农民问题，并由此启动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也为中国最大的群体过上自尊的生活提供了根本的基础 土地。就影响和意义，超越后来的任何单项经济改革，如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市场化等。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通过土改和暴力革命，彻底铲除了到处盘踞的地方势力，包括地方经济霸权、地方武装和地方政治山头、黑社会组织，实现了国家的真正大一统局面，促进中国各地方、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经济流通等，为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而49年之后，毛泽东领导建立起高效清廉的各级政府机构，为经济的发展建立起必要的领导力量。公有制计划经济体系的确立，对于在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干大事，发展必要的基础工业和重工业、科教、文化、卫生等事业，提供了制度的保证。毛泽东对人民的动员和民族凝聚力的空前提高，则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基础和动力。虽然计划经济已为今天所放弃，但自49年之后在经济、科技文教、国防等领域的巨大发展成就，是无法否定的。

建国之初，中国除了东部和内陆中心城市的纺织和一些轻工机械等，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工业基础，甚至连灯油要靠进口。经过二十七年的高速工业化，中国成功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三年实现经济恢复，1949年没有详细资料，可以肯定会非常糟）；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在毛领导下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三十倍。即使“文革”十年期间，工业总产值也翻了一番，从1965年的1402亿元发展到1976年的3207亿元[1]。这样的高速增长居然被第二代领导人和大陆经济学家贬之为“停滞不前”、“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经济崩溃的所有先兆如：物价飞涨、失业增加、收支状况恶化等全部没有踪影，让人不仅要问：“何处不是崩溃的边缘？”以下是几个重要产业的发展数据：

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以1978年为截止年，因1976年至1978年是毛泽东时代经济的自然延续。毛泽东时代的大型基础建设和重工业项目也在1979年前大部分投产），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6亿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立方米增长到了5100万立方米，电力从70亿度（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亿度，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发展到了1亿零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000吨上升到了869万3千吨，农药从2千吨增加到53万吨[1]。同时，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规模庞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奠定中国大国地位的巨大成就。至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已由一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核潜艇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工业大国。中国在1976年时的工业门类齐全程度、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在发展中国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并在部分领域接近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全球排名从1949年的第13位上升到1976年第六经济大国（这在海外学者中被认可，虽然有汇率的争议，但如果按照货币购买力来计算，这个位置并不离谱。只要按国际市场价格算一下当时能源、原材料、冶金、农业等基础领域的产出就能明白这一资料的可靠性）。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八十多万公里的公路（不包括遍布乡村的非油面道路建设），两万多公里的铁路，其中绝大部分是穿越于群山峻岭和戈壁沙漠，使云南（除了早期的一条窄轨）、广西、四川、贵州、青海、福建、新疆、宁夏、河套平原等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甘肃省在解放初期的铁路只有陇海铁路到天水段，解放后延伸到兰州，并建设兰新线）。在水利建设方面，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兴建了五万多座水库，库容在20亿立方米以上的31座超大型水库中，30座为49年后所建。仅淮河治理就修建了3400座水库（现在即使建3400座标准游泳池也是一个浩大的开支）。为毛泽东之后从容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

在文教方面，“文革”结束时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教育经费的投入最高曾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建立了上千所大专院校和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教育经费投入从来没达到过3%这一世界平均线，人大代表每年喊破嗓子，政府就是不理）。在“文革”期间，学龄儿童根本不存在上不起学的问题，与后来普遍存在的失学儿童现象形成鲜明对照（当时在农村一些家长不让女孩读书，纯粹是封建余毒的影响，并不是上不起学的问题。笔者家乡就有几十位这样的女孩，包括笔者的姐姐）。1975年学龄儿童入学率更达到96.8%的历史高点，毛逝世后却连年停顿在这一水平线以下，一直到1987年，才恢复到97.2%；初中毕业升学率在1975年为60.4%，从此以后再没有达到过这一数据，1998年为过去二十多年的最高点，才达到50.7%（笔者家乡就是个证明，1976年高中毕业生每年有十几位，后来再没出现过这种情况，高中生越来越少）；在校学生数占总人口的比例，1976年为22.4%，1977年为历史最高点达22.7%,后来再没达到这一比例，1998年为后来的最高点，才达到17.3%，和“文革”爆发的1966年相差无几（15.7%）。在校中学生数，1977年为历史最高点，达6779.9万；小学在校学生数的历史最高点为1976年，达1.5005亿，后来的中、小学在校学生数从来没有达到过上述数据，因学费负担而辍学的问题，自改革开放后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过[2]。毛泽东时代的升学率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最高的。这也表明了毛泽东对提高中国人民的整体素质所做的贡献和中国社会的高度平民化色彩，这和今天“贵族”式教育相比，具有更高的道德层次；当考虑到经济发展的不同程度，这种对比变得更加鲜明。改革开放之初，海外和香港商人对在中国投资普遍的担忧是：在大陆是否能招到接受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他们以为大陆象菲律宾和印尼）。中国各级官员和学者也在胡说八道什么“劳动力素质是制约中国吸引外资的障碍”。但令最初试探性投资的外商惊奇的是，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到处都是，这在其它发展中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虽然取消高考使得高等教育受到极大的摧残，但不能因此否定基础教育的伟大成就，至于那些说什么“文革”期间没人好好学习，更是犯了一叶障目的错误，除了“文革”开始的两年，后来的教育（包括绝大部分高校）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很小。

毛泽东时代的另一个巨大成就是建立了规模庞大、分布领域广泛的科研院所，为我国科学研究和设计的全方位发展，打下了基础（保守估计有3千多所）。而这样庞大的科研体系，在发展中国家是唯一的，在全球范围来看，也只有美、苏拥有这样齐全的科研门类配套。没有这些科研机构，中国在解放后二、三十年建起的较高素质的民用和军事工业，根本不可想象。这些院所的存在，为改革开放后对进口技术的消化吸收、设备及零部件国产化、跟踪国际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等，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

在医疗卫生建设方面，各县城和公社建立了卫生院，并培养了遍布乡村的赤脚医生队伍（这真是个世界独一无二的伟大创意）。城市居民实现免费医疗，农民看病也收费低廉，发烧感冒类打针吃药费用只相当于几个鸡蛋的价钱。相对完善的医疗保健体系，使得1976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达到男人为六十六岁，女人六十九岁，这在发展中国家中几乎居于最高水平。这从一个方面赋予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及其执政体制的人道主义的色彩。虽然在政治斗争中有些反人道内容，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全国绝大多数人民所享受的人道待遇。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成就是在国际环境恶劣、大战不断的情况下，通过自力更生实现的。在毛逝世时，即没留下外债，也无通货膨胀，这在发展中国家是极其罕见的。毛泽东时代还留下大量外汇储备，截止1977年共有黄金储备1280万盎司和外汇储备23.45亿美元（请记住：70年代毛逝世前还引进了几十亿美元的飞机和工业设备）。为华国峰和邓小平时代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准备了条件。

即使邓小平也承认：“三十年来，不管我们做了多少蠢事，我们毕竟在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也就是说，有了一个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阵地”，“总之，我们还是建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以及“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来说，改变了中国的面貌”[3]。

二、人本经济的意义

由于建国初期国民生产总值基数低，即使保持10%的年增长率也难以支持如此快速的工业化进程，支付如此庞大的教育、福利和军费开支。

实际上，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增长数据并没有反映经济的实际活跃程度，只反映了其中的一部分。另一大块未被计入的经济成分，如果按市场经济的角度考虑，是劳动力的成本。例如，在华北平原上某低洼处修建一座水库，因无需炸药开山，也没有机械参预，只有发动群众义务劳动建造，这座水库的建设成本约为零。这一活动在当时的经济统计数据上根本反映不出。但同样一座水库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造，其劳动力成本将成为投资部分，建成这座水库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将等于其实际完成投资额而被计入。

铁路建设是另一特例。两万多公里铁路因多建在地形复杂的地区，工程之浩大是难以想象的，最著名的要数全长1100公里，桥隧占总长度40%以上的成昆铁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将难于应付如此庞大的铁路工程项目。但当时铁路建设是由劳动力零成本，训练有素的铁道兵完成，在低投资下确保工程的质量和进度。在地形极为复杂的地区修建铁路，不少解放军战士为此付出宝贵的生命。

在毛泽东时代，劳动力开支的低微对确保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积累是必不可少的。人民的高度主人翁精神确保了当时工程建设的效益和质量。看一下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中国建设了不在少数的“豆腐渣”工程，再看看毛泽东时代建设的诸如南京长江大桥等工程的质量，就能明白毛泽东时代国家和民风建设的成就。

至此重新回到主题，即到底何谓“懂经济”？如果以经济增长速度来衡量领导人是否懂经济，那么毛领导下年均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不包括广泛存在的劳动力零成本所关联的经济活动，以及忽略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重工业的较高技术层次等因素）无疑证明毛泽东是一卓越的经济领导人。是否只有懂得市场经济才是“懂经济”呢？市场经济是否是人类发展的唯一选择？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在短短二十七年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无疑给了一否定的回答。

以毛泽东的智慧和他在旧中国生活的经历，他不可能不知道市场经济、股票市场等概念。但他试图寻找发展经济的一条新路，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更快地赶上英美等发达国家。这条新路笔者称之为基于计划的“人本经济”。它的特点是以人为中心，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它并不否定货币，但仅作为分配物质资源的手段，而不用于购买或激励劳动力。而市场经济体系中，人和其它生产资料一样，不过是生产成本的一部分。相对而言，人本经济体现了对人的尊重。但它的实现需要较苛刻的环境，即：高尚道德的领导集体，群众觉悟的空前提高，明确的发展目标，将个体意志转化为群体意志的共同信仰。相对来说，市场经济实现的条件比较简单，即为个人欲望的实现创造一公平竞争的环境即可。

综观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他始终将人和人的教育改造放在中心地位。他用最通俗的语言、简单的口号让他领导下的军人和群众明白国家的目标、个人的价值和信仰。这是他领导下的军队战胜强大对手的重要法宝，也是他领导下的群众在没有物质刺激情况下劳动积极性空前提高的重要原因。这是他比其它领袖们远高一筹之处。

虽然人本经济已不适于今天的现实，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昨天的理由。毕竟毛泽东创建了适于人本经济发展的环境，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对昨天的简单否定将使今人失去了吸取其精华，并完善当前市场经济的机会。毛泽东的经济实践为人类的发展道路开辟了新的思路。未来的经济学家将会发现，毛泽东的人本经济实践很可能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未来状态，毕竟它比市场经济更好地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当然也能更充分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譬如，中国在工业和科技基础极其薄弱的环境下，只用十多年的时间就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卫星；只用9年就完成百吨级“运十”客机的试制。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在并不很差的基础上并同时还伴随着技术的引进，至今推不出一辆象样的国产轿车。

直到今天，在国家重点工程、大型市政建设项目方面，有关负责人往往将其作为一“政治任务”来监督，大大提高工程的进度。这其中已明显存在人本经济的核心内容。

三、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及影响

当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共领袖们否定毛泽东的经济成就时，得到群众的附和，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消费品工业，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为重点。而毛泽东时期敌对的国际环境、薄弱的工业基础要求中国不得不将重工业的发展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有重工业优先、轻工业优先、进口替代、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重等。对于小国来说，出口导向是唯一选择；中等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等，轻工业优先，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重则为合适选择；但对中国这种大国来说，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并兼顾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就成了毛泽东时代的不二选择。除军品工业的需要外，中国民用工业的发展也对基础装备工业和工业母机提出了庞大的需求；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完全依赖进口根本不现实。

没有毛泽东时代奠定的重工业基础，毛后时代的轻工业，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快速发展根本不可能实现。国家不得不拿出大量的外汇去购买昂贵的电站设备、大型机床、采矿机械和载重车辆，彩电、冰箱生产线的引进就成了一句空话。由华国锋和第二代主要领导人主导下开始的以宝钢一期工程（耗资178亿美元，此数据援自宝钢一期工程投产时，上海一家报纸的相关报道）为代表的“洋跃进”，耗干中国全部外汇，导致巨额财政赤字，几乎断送了“文革”结束时还不是太坏的中国经济，就是一突出的例证。而所消耗的外汇一部分是在毛泽东时期通过国家的节俭而积累的外汇盈余。

没有毛泽东时代在中西部地区交通、能源、原材料、军工企业和三线企业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今日的中国将面临更加棘手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单地形复杂的中西部地区交通设施等基础建设就足以让邓小平的改革无所夸耀。很明显，轻工业的发展要比发展重工业和搞基础建设容易的多。

中国对苏“一面倒”的政策后来受到一些人的非议。但如果考察一下苏联对中国156项工业项目的援助和影响，应不难明白，和苏联的短暂蜜月时期，苏联、东德、捷克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负责任的姿态，为协助中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而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要进行类似的合作，是根本不可能的。

156项主要为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在各工业领域的分布搭配经过了中苏专家的认真研究，甚至在各项目的地理布局上都认真推敲。在我国还缺乏对工业化发展全面认识的情况下，苏联专家在吸收苏联工业化经验的基础上给予了必需的知识协助。就拿机床工业来说，机床工业所有类型的制造厂，如车、铣、刨、磨、钻、冲等，全部包括在内，还有象投资6亿元建立的齐齐哈尔第一重型机器厂等一系列重机厂（建这类工厂要比“联想”之类的计算机厂和家电组装厂困难的多）。这些工厂的建立，不仅使中国的机床制造装备水平在解放后不久立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也在基础工艺发展、知识传授和人才培养方面，扮演了必不可少的角色。今天，随着数控系统的完全国产化，中国机床工业水平已直指日、美、德先进国家；没有早期的基础，今日国产数控机床、加工中心的制造将不可想象。

如果想一下上海宝钢等大型引进项目建设时，日本将一些二手设备涂上新漆运来我国，而美国至今不愿将先进设备卖给中国，更别提军工企业和技术引进了。由此不难明白，中国如果没有和苏联的短暂蜜月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迅速崛起将面临更大的困难。没有第一汽车制造厂、一系列重机和机床厂的建立，后来的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万吨水压机和万吨轮等大型工业项目的迅速建成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除苏联及个别发达国家外，中国是唯一有能力完全靠自身的工业力量建立起如此规模的现代化汽车厂的（二汽于1969年开工建设，1975年第一辆汽车下线，共安装四千台新设备，300条生产线，117条自动化流水线，载重车产能位居世界第三。单看建设的速度和自动化程度，就可以驳斥所谓“文革”期间没人搞生产和科研的谬论）。如果没有苏联援建的哈尔滨锅炉厂、电机厂和汽轮机厂，后来的四川东方动力集团等一系列大中型动力设备企业将难以迅速崛起，中国大型电站设备的建造能力将很难短期建立起来，毕竟这类设备囊括了机械工业几乎所有的加工工艺（例如，大型电站锅炉的焊接技术，汽轮机的转子动力学、合金钢和精密制造等，都是机械工业领域相关技术的最高水平）。八十年代后半期，哈尔滨锅炉厂能利用美国图纸建造60万千瓦的超大型电站锅炉，与以前打下的基础密不可分，也验证了中国焊接技术的世界级水平。东方动力集团现在能制造60万瓩大型汽轮机组，标志着中国动力设备领域正全面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当然，中国后来的一些电力公司热衷于多花几倍的钱买日本电站设备，肯定不全是技术的原因。中国还没有富裕到不在乎几倍差价的地步。随着中国60万千瓦大型机组的建成，中日大型电站设备的技术差距并不大。

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时期的经济政策和政治环境，使得中国这样一个赤贫的国家，一步跨越了市场经济国家需更长时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而得以展开大工业的发展和壮大。即使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民营企业也没有能力在重工业领域（尤其是基础装备及原材料领域）进行商业冒险。

在中苏蜜月时期，还得到了其它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和设备支持，而中国除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分散了美国的战略力量外，在经济和技术上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回馈微乎其微。

当今日的一些中国人就毛泽东时代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力援助予以指责时，可能没有意识到，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际援助方面，中国是最大的受益国。中国对外援助无论在规模上、技术层次上还是产业的合理搭配方面，与中国在这方面所得到的国际援助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大国和富国对其它国家的经济援助本来就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拒绝对外援助的大国必然面对外交上的尴尬，印度对外援助的资金曾长期维持在高水平。

即使在接受中国对外援助方面受益最大的越南、朝鲜和巴基斯坦，对改善中国的周遍安全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援助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保家卫国”，中国不能允许周边小国被世界强权作为对付中国的桥头堡。

如果就外交为国家利益服务的目的而言，毛泽东对苏联的“一面倒”外交政策，无疑是一极为成功的外交案例。就毛泽东的个性和民族主义色彩来说，没有天大的好处，他会轻易地叫别人一声“老大哥”吗？当斯大林送给毛泽东一辆小轿车时，他老人家慷慨地回送了一串自己喜爱的红辣椒（他老人家真够幽默的）；可当苏联希望在地广人稀的黑龙江建一个箩卜罐头厂时，他的民族主义情节立即发酵：您把机器给我，我们生产的箩卜罐头卖给你们还机器钱。当然，最后不了了之。（请读者不要以现在的引进外资和当时的情况相提并论，当时以发展民族工业为唯一目标无疑是正确的）

韩国虽然在朝鲜战争后三十多年成为亚洲四小龙，创造了“汉江奇迹”。造船工业的生产吨位已世界第一，但其大型船用引擎至今依赖日本进口。而我国在1976年以前已具备了各种船舶（从鱼雷快艇到万吨轮和核潜艇）引擎的制造能力。韩国现代重工也学会了制造电力机车，但其关键技术全是进口。而中国则具有完全独立的机车制造能力，在种类和技术层次上虽然比个别发达国家（日、法、德）落后，但在全球范围来看，则居于一个较高的水平。

台湾，虽然在经济上有长足的进展，但其早期的主要产品以轻工业品为主。如果拿1976年时的自有工业技术层次和综合制造能力进行对比，除韩国三星刚起步的半导体工业外，韩国和台湾根本无法和中国大陆相提并论。他们生产的家用电器的元器件主要靠进口。

即使从全球角度来看，1976年的大陆，工业规模、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是发展中国家最高的，并在部分领域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七十年代中后期，微电子工业和电脑技术的迅速腾飞和大、中规模集成电路在包括家电、钟表、自动化控制等工业领域的广泛应用，才迅速拉大了中国和周边小龙在某些新兴领域的距离，尤其是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的，以个人计算机及其全方位应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加剧了这种差距。当然，中国在以消费品为主的轻工业领域的产业不足、相关领域技术准备不够、对消费品经营理念的缺乏、体制上的欠缺灵活（这对重工业的影响远不如对消费品工业的影响大；在计划经济时代，重工业产量便于计划，而对消费品工业进行计划是困难的，也是不可行的），以及外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在 IT领域的封锁非常严重，当1024分辨率的电脑显示器在美国大量应用时，中国国防系统只能从香港偷买），是中国没能及时赶上的主因。

即使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在半导体工业领域已取得巨大成就，但他们中没有一个具备独立发展半导体工业装备和基础工艺原理的能力。这是美国这种经济强国最难于被别人追赶或超越之处。而中国大陆在七十年代初期，就独立发展了集成电路制造所需要的离子注入机（中科院上海冶金所研制），并得以出口日本。中国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早期的半导体工业，从拉单晶、设备制造、到集成电路制造全过程，积累了人才和知识。而当时具备这种能力的国家除中国外，只有美、日和苏联了。当然，中国后来半导体工业的落后原因就不谈了。笔者本人横跨多个工程领域的知识，和基于对众多工业领域及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入认识，才有信心为毛泽东时期重工业路线进行辩护，也才得以认识到毛泽东时期所发生的工业革命和对中华民族崛起的全面的、基础性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