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0国搭上“东方快车” 亚投行将掀起新一轮亚洲基建大潮

以“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于3月26日至29日在海南博鳌举行。16位国家领导人，超过80位部长级官员，65家世界500强董事长或CEO……今年的博鳌论坛年会，规模远超往届。

国际社会对“中国声音”和“中国方案”的期待，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常态。此次，中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更是毫无悬念地成为年会最火爆议题。

3月31日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提交申请的截止日期，至此，“亚投行朋友圈”已扩容至近50个国家，涉及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大洋洲等地区。亚投行的创立，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亚洲乃至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新一轮高潮即将到来。

“亚投行的成立将帮助亚洲成为紧密联系的经济发电站。”英国华威大学华威商学院教授卡迈勒·迈拉赫对亚投行和亚洲经济的未来感到乐观。

共享发展机遇

亚投行是由中国倡导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亚投行立足世界经济最有潜力的地区——亚洲，聚焦区域内投资需求最迫切的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正是对这两大热点的准确把握，造就了亚投行的巨大磁吸力。

这不是一项短平快的形象工程，而是一项持续释放红利的实惠工程。亚开行的报告显示，2010年—2020年间，亚洲国家基建投资的资金需求是8万亿美元，普华永道则预计该地区基础设施市场或在未来10年间实现年均7%至8%的增幅。

而亚开行每年投放的基建贷款仅有100多亿美元，私人部门能提供的也仅有1500亿美元。以2003年为例，亚开行共向亚太地区批准发放了210.2亿美元的开发性贷款，其中能源、运输和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占据60%。

如今，亚投行给这个难题的解决带来希望，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些建设本身不仅利好所在国，由于基础设施往往牵涉规模庞大的上下游产业链，还会让国际社会分享巨量的经济利益，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复苏。

根据中国的经验，基础设施投资每增加1元，就能带动GDP增长2.4元，拉动社会投资需求3.8元。如果亚投行未来能够充分带动这些投资，按照这个比例推算，就意味着将主要给亚洲带来20万亿美元左右的GDP增量，这接近于亚洲当前的GDP总量。

如此看来，建立亚投行对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域内域外国家都是共赢选择，不仅对于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非洲等资源国家而言是一个福音，对于拥有高质量机电装备、高新技术和强大施工能力的发达国家，如德国、英国、法国等国企业，也是巨大机会。

而亚投行的代表性和含金量越来越高，已经完全超越了亚洲，走向全球，也彰显了中国日益提升的国际影响力。

助力亚欧互联互通

值得注意的是，亚投行并非“单独行动”，亚投行与丝路基金、“一带一路”甚至是上合组织都有紧密联系。亚洲基础设施建立之后，以亚欧互联互通为目标的“一带一路”才能顺利推进。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何立峰强调，在推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应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优先领域；建议沿线国家把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突破口，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区域以及亚非欧之间交通运输网络。

多位中欧经济学者也表示，亚投行关键作用之一在于为中国“一带一路”构想提供投融资支持。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钢则表示，中国已经具备资金、技术和人才相关的硬实力标准，而欧洲国家加入到亚投行将会带来更具经验的监管措施和规则制定，为实现“一带一路”构想提供更多动力。

除此之外，业内人士也分析指出，非区域内欧洲国家积极加入亚投行也有看好人民币国际化的考虑，“欧洲已经将亚投行看作人民币国际化的新战线”。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合作室主任张建平指出，加入亚投行的发达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等，都希望借助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机会增量，发展本国经济。

“‘一带一路’及中国未来对外投资无疑会较多使用人民币并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而加入亚投行也将促进各国金融市场的人民币离岸业务发展。”中银香港高级经济研究员黄少明分析道。

基建竞争格局或起变化

按照相关规划，在“一带一路”这个宏大战略中，交通建设是先行官，首先扩展至周边国家，然后以三个方向朝世界各地推展。而随着交通的开拓、道路的扩展，其他与之相关的基础设施与产业投资也将逐步跟进。

统计显示，全国各地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拟建、在建基础设施规模已经达到1.04万亿元人民币。另据麦肯锡研究员估算，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到2030年全球在道路、电力以及水力等方面的投资至少有57万亿美元。

如此巨大的基础建设投资，势必产生大规模的原材料与工程建设需求。就中国而言，由于水泥、金属、塑料等产能巨大，又拥有高素质的建筑施工大军，施工单位实战经验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因此具有很大的竞争优势。

比如，中国一直鼓励铁路相关企业走出去，并积极向周边国家展示中国的高铁技术。但鉴于有美日主导的亚开行的金融优势，日本一直是中国在亚洲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而现在随着亚投行的出现，情况或将发生新变化。

搭乘亚投行倡议的顺风车，中国高铁“出海”出现新的重大进展。3月28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博鳌亚洲论坛上透露，中泰已经签订高铁合作协议，中老铁路正在加紧推进，中国还将积极参与新马高铁的竞标。

近年来，高铁市场不断发展且前景被普遍看好。全球高铁市场2013年时有1023亿美元的规模，到2014年即跃升至1120亿美元，预期这一市场在2019年将会达到1334亿美元。

面对诱人的市场规模，亚欧各国自然“虎视眈眈”，意欲加入竞争。而亚投行的出现适逢其时，无形中提升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竞争力。

□评论

亚投行：义利兼顾 合作共赢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张茉楠

在3月28日博鳌亚洲论坛的开幕式演讲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当今世界的描述是“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加速调整演变、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同时“区域和跨区域合作方兴未艾，互联互通建设加速推进”。

这一变动调整的背景下，世界并不缺乏前行的动力，缺乏的只是新的增长合作理念和机制。所以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强调，“中国将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秉持正确义利观，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认为“拥有世界三分之一经济总量的亚洲”要发展，也需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

事实上，针对亚洲基础设施落后和融资能力问题，亚洲以往有各种扩张动议，包括东盟基础设施债券基金、亚洲基础设施融资动议、东亚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等，但都未有实质性进展。而44国争相加入亚投行，其背后不只是信任，更是看到了亚投行的广阔未来。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习近平主席2014年访问韩国讲到国际合作时，提到了“义利观”：“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

此次亚投行倡议“应者云集”，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正确义利观的践行结果。

亚投行开创了新的全球金融治理理念，倡导在一个新的开放式合作框架下不预设合作条件和门槛，不排斥和针对任何第三方，向亚洲以及其他经济板块开放。一个面向泛亚、面向亚欧，甚至面向全球的金融治理新架构正在初步成形。

亚投行的成立，不仅可以构筑基础设施所必须的“资金池”，有利于夯实作为经济增长动力引擎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将通过“杠杆作用”，提高贯通亚欧的资本利用效率，从而促进区域内全方位的互联互通建设。

这意味着，除中国已有的投资基金发挥作用外，还可通过发行长期债券或设立各种创新融资工具，包括动员更多私人部门资金等，来撬动投资，通过积极推进PPP模式等，增强基础设施项目对私人部门投资者的吸引力。

就定位而言，亚投行不是中国的银行，也不仅仅服务于中国“一带一路”等经济议程，更无意于对抗或颠覆现有世界秩序，而是现有多边国际开发金融机构之外的有益补充。

亚投行在未来发展中，可能难免会在一些领域与世行、亚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存在竞争，但这是正常的发展良序，而且可以预见，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贸易投资等领域，各金融安排更多的将是合作，以共同促进全球发展，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满足需求。

事实上，无论是亚投行的目的和使命，还是在成员构成、股权分配、组织结构、治理框架等方面，遵循的都是现有国际多边开发银行规范，希望以此打造一个包容、开放、透明的新型全球金融机构，推动互联互通、跨境融资及可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亚投行是开创全球金融治理新格局的新起点。

□声音

在本次博鳌论坛上，诸多与会代表就社会热点发表观点，精彩纷呈。

苗圩（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很多国家在讨论无人驾驶的智能化汽车，如果真正能够把人从驾驶汽车的工作当中解放出来，将对整个生产力的解放和促进起到很大作用。国务院通过的《中国制造2025》说明，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就是ICT技术和制造技术的结合，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

楼继伟（中国财政部部长）

中国整体债务占GDP比重不到40％，相比其他国家是比较低的，整个地方政府最终要偿还的债务规模在12万亿至13万亿元之间，中国总体债务规模可控。

梁振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一带一路”涵盖的亚洲、欧洲、非洲中很多国家需要建设大量的基础设施，香港作为世界知名的金融城市，有能力为建设项目进行融资。

支树平（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

中国正着手修订食品安全法，运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来加强食品监管。

周天勇（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对外开放亟待转型升级。要以升级换代的对外开放新模式，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随着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过去低成本产品出口导向的开放战略已不可持续。

郭重庆（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制造业升级与其叫中国版的工业4.0，不如用“互联网+”的提法。

林毅夫（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过去36年以平均每年9.7%的高速度增长主因是“后发优势”。这意味着，中国跟发达国家产业和技术的差距，给了中国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上的低成本和小风险。

比尔·盖茨（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

人工智能方向是对的，但不能操之过急，不要轻易进入未知的领域。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现在讲政商关系，很多人过分关注其负面影响，却忽视了其他一些问题。很多国家都因为建立不起政商关系而无法发展经济，因为发展经济不能光靠政治人物，还要靠企业家。政治人物要靠企业家来发展经济、提升经济，所以政府一定要支持企业。

刘强东（京东集团CEO）

很多境外品牌商注意到中国消费水平、购买力在增强，商品进入中国的意愿非常强，京东现在已经跟浙江、宁波等地海关打通，政策上基本没有障碍。但当前物流成本依然较高，如何让厂商在中国保税区等地域提前备货，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刘永好（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在粮食安全问题凸显的今天，我国应着重保障口粮安全，适度减少对非口粮的补贴和收储，逐步放开非口粮，拿出资金用来补贴口粮。

本文内容据人民网、新华网、凤凰网、中国新闻网、《上海证券报》、《海南日报》、《第一财经日报》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