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的中越交通线：法国曾经限制中国物资过境

　抗战前期(1937年7月1940年6月)，是否允许中国借道越南运输战略物资，一直是法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欧洲外交的中心任务之一和打破日本封锁的关键所在。然而，这一问题至今尚未引起史学界的充分重视。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三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是目前大陆较为权威的抗战史专著，但它对此问题的阐述仅仅有“也未取得一致认识”八个字；台湾著名学者吴相湘所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用较小的篇幅涉及中国过境越南的运务，尤其强调了因法国的禁运政策所造成的运输中断；与此相类似，郑乐英在其《抗战时期滇缅公路运输史上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也简单地认为“越南政府一直禁止军用品甚至救护车过境，更不用说战略物资了”。上述论著虽然都没有对法国关于中国借道越南运输的政策做正面的、系统的研究，但却给人造成法国绝对禁止中国借道越南运输的印象。比较而言，石源华的观点较为明确，他在《中华民国外交史》中指出，“经过越南的国际通道在1940年6月前一直是开通的，这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有力的支持”，不过，尽管该书是目前所见惟一将“中法越南过境运输交涉”作专节论述的外交史专著，体现了作者对该问题的重视，但其着眼点在于对交涉过程的叙述，且在资料的使用上较为单薄。为了弥补这些不足，理性地探讨法国关于中国借道越南运输政策的演变轨迹、实质和特点，及其对中国抗战所产生的影响，笔者不揣浅陋，根据所掌握的原始资料，撰成此文，希望能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抗战爆发后，日本随即对中国海岸实施了严密的封锁，企图阻断中国外援物资的输入，达到其尽快灭亡中国的罪恶目的，这就迫使中国必须另行开辟国际通道，以维持抗战力量。在此情况下，地处中国南邻，与我国广西、广东、云南三省接壤，且有便利水陆交通条件的越南，遂成为中国用以打破日本封锁的首选路线。

　　然而，国民政府的这一设想能否顺利实现，取决于越南的宗主国法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即训令驻法大使顾维钧积极向法国展开交涉，希望得到它的理解和支持，允许中国借道。按理说，中国的交涉应该得到比较理想的效果，因为中法之间早就订有关于中国借道越南的条约条款。1903年，清政府与法国签订的《滇越铁路章程》第23条规定：”凡有运送中国各色兵丁以及兵丁所用枪械、火药、粮饷，并中国赈抚各处偏灾之粮,均尽先运送，其运费减半“；第24条规定：”万一中国与他国失和,遇有战事，该铁路不守局外之例，悉听中国调度。“国民政府成立后，又和法国于1930年5月16日签订《中法规定越南及中国边省关系专约》，对中国过境运输的保证更为明确。其中第6条规定：“凡中国政府所装运之一切军用物品以及军械、军火，通过东京(越南北部)境内时，均应免纳任何税捐”；第7条规定：“在越南及云南、广西、广东三省不得设立同时不适用于其他各国之进出口及通过之禁令及限制。”况且，这一以五年为期的条约刚刚于中日战争爆发前两年即1935年7月20日正式生效。所以，从法理上讲，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在战时，允许中国借道越南运输物资是法国政府应尽的义务，也是中国政府应该享有的权利。

　　令人遗憾的是，当中国政府正式与法国洽商借道一事时，法国政府却置条约义务于不顾，以种种借口予以推诿。1937年8月2日，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奉命向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博斯洽询，如果日本海军封锁中国港口，法国政府是否能保证中国政府经由印度支那把军用物资运入中国的过境，德尔博斯当时的态度相当暧昧，仅以这实际是由”殖民部长处理的事“而推托了事，没有做出正面答复。但是，8月16日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对顾氏的谈话却无意中戳穿了德尔博斯的托词。他说：

　　“这个问题其实不是殖民部的事，而是一个总政策的问题。”既然是“总政策”，就一定关系到法国的国家利益，因而它也就不会轻率答应中国的请求。8月23日，莱热对顾维钧表示：“中国武器弹药在印度支那过境权的问题，只有在战争状态存在时才会发生”，法国政府希望通过国联的斡旋及调解，当前的冲突在发展为正式战争前，就能结束，因此，”法国政府觉得目前不必答复，而愿保留到必要时再予以研究”。从字面上看，他承认了法国有在战时对华借道的义务，但实际上却是以所谓目前中日之间不存在战争状态为由，回避和拒绝了中国政府的正当请求。经过三个多月的权衡之后，1937年10月13日，法国终于做出了如下决议：“中国军械如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三日以前由欧购办，或十月十三日以前由欧启运者，方得由越南通过。”也就是说，凡是不符合上述条件的中国军火，概不得由越南过境。

　　很显然，法国采取的这一政策根本没有道理。第一，它违背了中法有关条约的规定，是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第二，法国所谓“中日之间仅存在冲突而没有战争”的理由，也是经不起推敲的。虽然中日两国没有互相宣战，但中国在北平和上海都接到过日本类似宣战的最后通牒，根据1907年海牙国际和平会议《关于战争开始的公约》第一条，完全可以就此确认中日之间存在战争状态。况且，中日之间的战争早已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继侵犯平、津之后，日本又在上海挑起事端，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淞、沪、宁三角地带狼烟四起，而华北平原的上空也一直没有中断日军罪恶的炮声。1937年8月25日，日本外务省和海军上将长谷川清分别宣布封锁长江口以南到潮州的中国海岸，宣称在日本军舰所控制的封锁区内可以扣留外国船只，以鉴别国旗和检查货物；对于船上所载被日本认为是走私的货物，日本即可扣留并享有优先购买权；9月5日，日本再次把封锁范围扩大到除青岛、辽宁省沿岸以外的全部中国海岸，以进行临时检查、捕拿和扣留船只为手段，完全阻断了中国的海上交通。对于上述事实，法国并非缺乏充分的认识。早在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周，即6月30日，法国驻华武官塞博蒂尔就提醒达拉第说，以极为严肃的态度判断，中日战争是可以预见的、可能发生的事情!?。由此可见，法国早已赋予中日冲突!以战争!的含义。退一步说，如果真如莱热所言，中日之间仅是局部冲突，那法国又何必在卢沟桥事变后十分恐惧地向国联呼吁法国极易在印支受到攻击，将第一个感受到其后果!%呢?况且，前述《关于战争开始的公约》第二条规定，“如事实足资证明中立国确实知道战争状态的存在，则它们不得以未得到通知作为借口”，因而，法国拒绝承认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不仅仅是置中法条约于不顾，还违背了有关国际法的规定。

　　那么，法国拒绝中国借道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1937年10月18日，莱热在与顾维钧长达一小时的谈话中，作了以下一番意味深长的表白：“法如单独行动，势必当日之冲。因据各方消息，日本必采取适当办法，破坏借道之举，而法在越南既无有力舰队又无空军，现英、美、俄与法尚无具体谅解，不得不持之审慎......如日本实行轰炸滇越铁路，系损害法国资本，中日双方既不能允赔偿，势必为法国股东之损失，且如炸毁桂越边境道路，破坏运输，虽允借道，仍于中国无益......日本有侵占琼岛与西沙之意，经法使三次向日外相商劝，彼诿言事属海军省，尚未肯复，窥其用意，如越允借道，则必占据该二岛，以相威胁。”由此可见，法国政府之所以拒绝中国借道越南，完全是出于自身及其殖民利益安全的考虑。众所周知，中法战争以后，法国便将越南据为己有，1898年又强租中国广州湾，并规定越南所邻中国各边省不得以任何形式或名义割让给他国，从而确立了其在越南和华南的势力范围，使这一地区成为法国在远东最重要的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

　　同时，滇越铁路的建成和通车，也为法国带来丰厚的殖民利润，仅1938年滇越铁路公司所获利润就达9708000元，远远高于同期内法国经营的其他2113公里铁路的收入(7661000元)。因此，随着中日战争的不断扩大和日本对西方在华利益的沉重打击，法国清楚地认识到，日本染指越南及华南的惟一借口是“印度支那在供给中国战争物资中所起的作用”，这使“印支安全”成为法国制定远东政策的基点。事实正如法国所预料的那样，9月11日，日本政府提醒法国驻日大使亨利注意支持中国的“严重后果”；27日，日本驻法大使馆参赞内山岩太郎又向法国提出了禁止经由法属印度支那向中国输送武器的要求。至此，关于印支安全的忧虑从理论变为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国同意中国借道越南向国内输入抗战物资,势必引起法、日之间的矛盾，甚至有可能导致军事冲突。而以此时法国的远东防务状况而言，它绝无可能在未来的法日对抗中获胜。因为，法国在越南仅有一支拥有四艘小型军舰的海军和一小支陆军，以及仅可供应150天的步枪子弹，75天的手榴弹，80天的轻型炮弹。当时的印支总督布雷维为此急切呼吁法国政府,注意印支所面临的两种处境：其一，“如果有一天印度支那发现它面对一个被日本占领的海南岛，并且处于由日本支持并提供武器装备的泰国军队的正面，情况就会极度危险”；其二，“缺少足够的海岸防御设施和飞机场的现状，足以导致(日本)对印度支那的侵略和对其海岸的封锁”。这表明，这场由日本发动的不宣之战，在刚刚开始几个月后，就使法国为其越南殖民地的安全感到忧虑，并试图以拒绝中国借道来讨好日本，消除危险，即所谓期望“日本能对我们的态度产生积极的反应，而对于我们目前的处境予以对等的关照”。

　　当然，法国的这种自我保护政策并不是孤立的，而是30年代美、英绥靖日本的和音。1937年7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关于国际政策的基本准则》的声明，仅奢谈和平，完全不提日本的侵略行为，确定了美国对日本的绥靖基调；8月27日，即长谷川清宣布实施封锁后的第三天，美国不仅没有就此做出强烈反应，反而接受了其驻日大使格鲁的建议：“美国的基本目标应该是：(1)避免卷入；(2)极力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和权利；(3)在保持完全中立的同时，维持我们对交战双方的传统和友谊。”两周后，罗斯福于9月14日发表声明，禁止美国政府所拥有的商船在未接到通知前向中国和日本输送武器。这对于缺乏远洋运输能力的中国来说，实际上是变相地承认了日本对中国的封锁，从而使中国政府向美国订购的、由“威奇塔”号装载的19架飞机不得不在其西海岸卸船；10月5日，罗斯福发表“防疫隔离演说”，然而却又在几天后将他所讲的“隔离”解释为采取“更有力的中立”立场,。此时英国对中日战争所持的态度虽然是“同美国完全一致，走得一样远，既不跑在前面，也不落在后面”，但在实际上奉行的却是比美国更为坚定的绥靖政策。1937年9月2日，英国内阁做出决议，决定对日本验明船只身份的要求采取妥协态度。该决议指出，如果一艘挂有英国国旗的船只被日本海军怀疑是一个冒名顶替者，不管当时是否有英国战舰在场，日本海军都将有权对该船只进行检查。11日，英国公开声明接受日本封锁中国海岸的决定，并坚决反对对日实施制裁。众所周知，在二战前后，任何国际事务如果没有英、美尤其是美国的积极参与，是不可能取得建设性成果的。因此，中日战争爆发后，尽管法国外长德尔博斯出于私利曾试图寻求“一种迫使美国立即承担九国公约签字国责任的行为方式”，在对付日本侵略问题上与英、法充分合作，但这弥漫一时的对日绥靖氛围，注定法国的希望必然成为泡影，使其绝不敢网开一面，为中国提供过境越南的交通便利。

　　不过，尽管法国发布了禁止中国借道越南的“十月禁令”，但它在这一问题上还是左右为难的。它一方面担心允许中国借道会给日本以染指越南的口实，另一方面又担心禁止借道同样会损害其远东利益。因为，禁止借道势必削弱中国的抗战实力，加速中国的失败，而中国的沦陷不仅会使与中国唇齿相依的越南的处境更加危险，还会使其在华南经营多年的殖民利益荡然无存。基于这种考虑，在禁运令发布后的第10天，即10月23日，法国的态度稍有缓和，决定将过境问题提交到即将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上去讨论,以探明美、英两国的真实态度。在此之前，借道越南问题维持现状，而将10月13日的决定视为“只是理论上的”原则。11月1日，法越政府允许中国在越南设立运输机关，但以“不露形迹为原则”，并同意将上月到达越南的一批法国军火运入华境。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在参加布鲁塞尔会议之前，由于对争取美、英的支持并不抱多大希望，法国仍做了第二手准备，“即原来的决定仍然有效，而把问题向布鲁塞尔会议提出，以便取得英美两国的谅解，如果在布鲁塞尔会议上不能就对付日本的纠缠达成令人满意的相互支援的协议，则将实行10月13日的决定”。

　　1937年11月3日，九国公约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由于事先考虑到有支持日本的意大利参加，顾维钧和法外长德尔博斯决定不把借道问题作为提案公开讨论，而是采取会下协商的方式进行。协商过程中，德尔博斯确实几次试图与英国代表艾登及美国代表戴维斯讨论联合行动，希望英美对借道问题做出保证，顾维钧也努力争取美、英、法三国舰队在远东举行一次联合演习，向日本显示一下武力。但是，这些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成效。英国反复表示“英国内阁赞成做美国政府愿意做的任何事情”，坚持和美国步调一致的政策，不敢单独采取富有积极性的行动；而戴维斯为替美国推脱责任，向顾维钧明确表示：“美国不会事先就使自己承担义务，向任何一国保证要在军事上予以支持......在远东的形势下，可以设想必须使用武力，但美国不能预先承担义务。即使下决心在下周使用武力，也不会向任何国家作这样的承诺，因为美国人民不允许这么做。”戴维斯甚至还虚伪地向德尔博斯表示，“如果有助于和平的话，美国愿意放弃菲律宾”，并“很谨慎地建议法国不要在印支问题上过于固执”，暗示法国可以考虑放弃越南，而没有必要寻求他国对越南安全的保证。11月17日，布鲁塞尔会议结束前夕，戴维斯再次向顾维钧表示：“印支之于法国远比香港之于英国、以及远东任何地方之于美国的利益要重要得多，如果法国不愿保卫其印支殖民地，又如何指望别国替它来保卫印支呢？”其言外之意，无非是表明美国不愿在联合对日问题上承担任何责任，更不愿意为印支过境问题做出任何保证。罗斯福甚至捎口信给艾登说：“要强迫美国履行一项特定的声明，并看它会走多远，确切地说，要美国履行总统在芝加哥演说的内容，这种企图是讨厌的，而且是有害的”，并攻击英、法虽然对“远东怀有领土兴趣，但所作所为却象'受惊的兔子'”。会议上的这种氛围，不仅使法国所期望的书面保证不能达成，就连口头保证也绝无可能，因而也注定法国不会取消其禁止中国借道越南的禁令。

　　当然，法国自己也没有放弃绥靖日本的立场。在布鲁塞尔会议上争取美、英提供保证的同时，德尔博斯一再命令其驻日大使不要错过任何机会，向日本表明“我们态度之好意”。

　　但日本对此却并不买账，反而要求向越南派遣日本军官，以便能为其提供关闭边境的现地证明。基于布鲁塞尔会议前的安排和会后的结果，以及日本要求禁止中国过境运输的决然态度，法国决定重新实施十月禁令。1938年初，当顾维钧打算再次向法国新内阁施加压力时，仍担任外交部秘书长的莱热很坚决地回答：“这方面没有变化，去年十月旧内阁所持的态度仍在继续执行。”不仅如此，法国政府还将禁运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交通工具和机械五金。1938年1月，法国政府本已允许中国由越南免税通过1000辆卡车，但当广州沦陷后中国所购大批卡车须从越南过境时，它竟于11月初明令“军用卡车、救护车一律不得通过”，同时，又将机械、五金等物资列入禁运范围，规定：“凡制造军械所用机器及发动机，概不得通过。”

　　这样，经过短暂的反复，法国重新回到了禁运的基点，并益趋严厉，对中国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1937年10月，来自德国的一船军火到达新加坡后租用两艘轮船至西贡泊岸，准备从越南过境，但因法国禁止借道，交涉经月终不获许，只得另租他轮运往香港，1938年元旦，由英轮“科克伦勋爵”号装载的一批苏联军火到达海防，因该批军火于11月28日由黑海敖德萨港启行，明显与法国禁令相违背，于是西运处河内分处处长黄强乃商诸船主于货单上注明“货经他轮于10月10日由波罗的海起运，本轮由中途转载而来”后，法越政府始准入口。自1月7日至24日，卸运仅及一半，越督又突然下令停运。交涉至3月28日，始由中方雇用民船，采取表面扣留，暗中走私的方式，由海防装小舟至芒街，再转中国广东边境的东兴，历时近一个月，才将剩余之1400余吨械弹清运完毕。

　　此后，除中国购自法国的部分军火外，购自其他国家的军火再也无法从越南过境。至于卡车、机械的过境限制，只是随着后来形势的变化，法国才逐次放松。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禁止中国借道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并非铁板一块。因为，1937年的十月禁令在实际上不适用于中国购自法国的武器。从1937年10月一直到1938年9月，中国购自法国的军火仍可过境越南，其中包括地瓦丁飞机24架、机关枪157箱、步枪200箱、10公斤炸弹5641箱、50公斤炸弹8000箱、CL.V炸弹2932箱、1.32穿甲弹209箱、1.32探射弹243箱、7.92子弹40万发及其他一些重要军火，中国在越南设立的运输机构也没有被撤消。这或许是法国出于外交策略的考虑，目的是不至于把和中国的关系搞僵，同时还会在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中居于较为主动的地位。一旦形势突变，法国完全可以重新做出选择，并使其外交政策在表面上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事实上，1938年10月以后，法国关于对华借道政策的解释和执行，的确出现了一种明显有利于中国的变通。

　　1938年11月25日，法国突然放松了对中国所购交通工具的过境限制。当天，越督命令越南海关：“凡卡车无铁链与装甲又系民用者可通过。”换言之，即非军用卡车均可通过。起初，法国尚规定以每月开出100辆为限，12月23日，法国外交部又同意取消了这一限制。1939年2月8日，法国对其禁运政策再度进行新的解释，将原“凡制造军械所用机器及发动机，概不得通过”的禁令改为“凡非制造军械所用机器及发动机，均准通过”几字之差，含义却大相径庭。上述改动虽在表面上仍给人以禁止中国军用物资过境的印象，但实际上，相对于前一阶段的政策来说却有相当大的松动。也就是说，只要过境越南的中国政府物资能够被解释为民用而非军用，则尽可过境越南。1939年3月，法国在禁运问题上对中国的答复也较以前有了较大的进步：“前年阁议原案一时未便根本悉行取消，惟其实行之范围与解释之标准今后拟以一九二五年国联所定之取缔国际军火贸易公约草案为根据......俾非属军械军火之一切军用品均可自由通过......上述草约所禁止之航空用品，如飞机等，亦由法外(交)部向殖(民)部说好，凡我商航所用货品一概免禁。”

　　除在禁运辞令上加以改动之外，法国还在实际行动上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为中国提供过境运输的便利。首先，改善滇越铁路的运输条件，提高中国政府的运输吨位。1939年春，鉴于滇越铁路运输压力的增大，法国开始增加该路的车辆，加设岔道，并租用中国同蒲路订购未用之机车8辆、货车35辆及正太路订购之货车75辆，以提高运量。同时，法越当局还一改以往不准中国过境卡车载货行驶的规定，特许过境卡车100辆以50辆在海防，50辆在同登使用，专为装车卸船之用，不收关税。1939年5月，滇越铁路局同意，自5月22日起，以滇越铁路运量总吨位的4/9装运中国政府物资，其他5/9则直接拨予三油公司(德士古、美孚、亚细亚)、洋灰公司及中法商人；越南铁路局(从海防到同登的铁路称为越南铁路)也同意，自1939年7月起，每日直接由海防拨车200吨给中国政府，直发同登，其中100吨装汽油，另100吨装各种器材，分别卸存那岑和同登。其次，允许中国政府使用海关公仓和在越南建立私仓。越南海关公仓原由法国商人集资兴建，主要供法国商人使用，平时只允许外商卸存少量货物。1939年9月，越南海关命令，在准外商卸存的3300吨中，中国货物至少可卸存1800吨，占一半以上。至1940年6月，法越政府允许海防分处在海防兴建了8个私仓，另在同登、那岑、谅山等地兴建了9个私仓。

　　当然，导致这一时期法国在对华借道政策上趋于积极的主要原因，并非它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而是1938年10月以后国际关系的变化。首先，美、英有限援华的政策逐渐明朗。随着战争的发展，美、英在华利益受到越来越大的损害，从而导致与日矛盾的激化。1938年6月11日，美国宣布对日实行“道义禁运”，并以法律禁运相威胁；10月25日，在日军攻占武汉之夜，美财长摩根索通知中国驻美大使胡适，美国愿意向中国提供一笔进出口银行贷款。这表明美国在中日战争问题上的“中立”立场已有所松动。1938年11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要求各列强“正确认识帝国意图，适应东亚的新形势”，随后外相有田八郎通知赫尔，日本不再受《九国公约》及有关文件的限制。这一声明实际上是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和英、美在东亚地位的直接挑战，是日本排挤列强远东利益的正式宣言。作为对日本扩张野心的强烈反应，美、英由对日绥靖转为对日遏制政策，而这种对日遏制的主要手段就是有限援华。11月30日，罗斯福批准向中国提供贷款；12月20日，英国也宣布对华贷款50万英镑帮助中国购买卡车；随后，美、英先后照会日本，不承认所谓“东亚新秩序”，措辞极为严厉。远东形势的变化，使法国受到了鼓舞，特别是与法属越南同样面临过境问题的英属缅甸，于12月28日发表了不干涉取道缅甸向中国运输军火的声明，使法国在对华借道问题上因有伴可依而增加了勇气，除循美国之例向日本提出较为强硬的照会外，还对借道政策加以调整，以保证和美、英对华政策的平行。其次，法日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恶化。早在1907年6月，法国和日本签订的《关于亚洲的协定》曾规定，为消除将在两国间引起误解的一切因素，法、日“应特别关心在邻近它们拥有主权、保护权和占领权的领土的中华帝国地区内的事物处于有秩序和和平的状态获得特别的保证，现约定相互给予支持以确保这些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目的在于保持缔约双方在亚洲大陆的各自的地位和领土权利。”但是,中日战争开始以来，日本的一系列侵略行动，完全打破了法日协定，并严重威胁到法国在中国、越南和太平洋上的利益，破坏了法国势力范围内的平静状态。1938年2月，日本海军登上南沙群岛，在那里树起太阳旗，架设无线电台，这在法国国内引起哗然，某些权威人士曾呼吁政府改变对华政策，如印支总督布雷维就认为,仅就日本的这种行径而言，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现实上，重新修订禁令并扩大免税范围的时机已经到来。

　　只不过是由于美、英态度尚不明朗，法国惧日之心仍很严重，才没有付诸行动，但这并不能说明法国对日本的威压行为无动于衷，相反，在恐惧之余，法国对日本的不满也在与日俱增。1939年2月，日本占领了海南岛,在实际行动上排挤了法国在该岛的势力范围和殖民利益，并获得了进攻越南的桥头堡。这不仅公开撕毁了1907年法日《关于亚洲的协定》，而且也违反了1938年初法、日之间以不占领海南岛和禁止中国借道越南互为条件而达成的协议。因此，法国对日本的怨恨似乎是“一怒而发”了。尽管日本一再表明，占领海南岛仅仅出于军事需要，并无其他目的，法国还是决定给日本一点报复，马上派遣由现役军官组成的军事顾问代表团来华，并放松对中国物资过境越南的限制。1939年2月16日，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肖维尔通知美国驻法大使布利特，“因为日本占据海南岛，法国政府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修改了关于印支铁路通道的限制，目前被阻碍的某些物资(范围)不会进一步扩大”；17日，当顾维钧向法国政府询问海南岛被占对中国过境问题产生的影响时，也被告知：“实际上，政府可能有所松动。”三天后，新任法国外长乔治.博内就此问题向顾维钧作了明确表示：“为向日本表示法国进行报复之意，法国政府准备允许以往禁止的某些军用物资过境，同时保证一定让一批美制卡车过境”，并且不将中国商用航空事业所需飞机和航空器材列为禁运物资。

　　由上述原因促成的法国对华借道政策的变化，对中国的战时运输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由于在辞令上的改动，法国禁止中国借道的政策已“名不副实”，加之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肖维尔于6月15日对美驻法代办威尔逊说，“已经决定豁免美款物资的印支过境税，并且提供必要的铁路运输工具，以便所有货物能在年底运清”，国民政府随即决定桐油借款所购美货“尽先由海防进口，万一发生窒碍，临时再改仰光”。自此，越南遂成为运输桐油借款物资的主要通道。根据复兴公司的计划，在1939年26月间启航的20艘次装载美款购货的轮船中，将有14艘次在海防卸船，共载物资21576吨，明显多于准备在仰光泊岸的6艘次轮船所载的5236吨物资；至1939年8月底，首批运华油料3922596加仑中，有2911840加仑到越，占总数的74.23%，滞留香港601596加仑，占总数的15.34%，到仰光仅409160加仑，占总数的10.43%。同一时间，另有31202吨的非油美货到越，而仰光至9月底仅到美货6355吨(不含油料)。正是因为法国此时相对宽松的对华借道政策，包括美货在内的各种物资大批涌入海防，中国过境越南的运输也于1939年6月开始进入高峰，仅1939年7月至1940年2月的8个月中，由越南内运的中国政府所属(非商人所属)的各种物资达53067吨，其中又以军政部为最多，达22513吨，占42.4%。

　　然而，尽管法国政府在过境问题上采取了变通的政策，但仍没有彻底消除其负面影响。第一，法国没有在原则上取消其禁运政策。广、汉沦陷后，越南成为后方最经济之进口口岸!(，虽然此时中国已不再通过越南进口军火成品，但它仍是其他重要军用物资的主要运输通道。因此，日本不仅没有放松反而加强了对法国的外交恫吓：“正在协商中的华南的情势再也不容许耽误了。如果武器和军火继续通过印度支那的领土，那么，日本政府将不得不采取有效的方式来阻止这种对中国的物资进口。这必将给法日间保持多年的友好关系的稳定带来令人遗憾的后果。”日本的威压,使法国难以在原则上彻底更改1937年10月通过的决议，只不过是在解释上有所变通而已。这在博内于1939年2月20日给法国驻上海代办克诺贝尔的通知里体现得十分明确：“在没有根本改变法国关于供给中国政府武器的立场的前提下，具体地说,对于印支过境，已经决定自此以后在实际上以一种不太强硬的方式来解释现行政策。”除此之外，博内拒绝再做任何松动，其理由是他认为现在的情势本身“还不足以说服法国向中国要求援助的期望张开怀抱”。也就是出于这种考虑，法国外交部甚至不愿意就变通一事向中国致送一份公开声明，仅训令其在重庆的驻华大使口头通知中国外交部了事。

　　第二，此种变通使中国军用物资的过境免税失去了法律基础。按条约规定，只有中国政府的军用物资方能享受免税，既然已声明非军用品，则过境交税也自然成立。如军用卡车一项，每辆需缴临时牌照费越币15元，另印花税越币1.08元。再据越海关税则,过境东京(北越)之外国货物的税率分为值百抽四和值百抽一两种，凡产自中国之货物及来自其他享受最惠国待遇或巴斯伦条约缔约国之货，必须由该国直接运来，且由其出产地之法国领事或外交当局发给证明者，方得享受最低关税率，为值百抽一，由各国直接运来而无证明者，照报价抽百分之四。(据此标准，仅当时准备由越南过境的美货就须交纳1018942美元的关税，合法币34542150.75元。虽然美货免税已交涉在案，但来自上海、香港及其他国家的货物仍有不少纳税通过者。1939年8月6日，印支总督布雷维在将要卸任之际，才决定对以中国政府名义运输的物资实行免税，其起始日期为该年6月12日，此期以前运经越境者不仅不能援例办理，反而要由越南海关追收过境税，使中国耗费不少外汇，增加了国民政府的财政困难。

　　第三，手续复杂，滞碍运输。虽然法越政府规定对中国政府的货物实行特别制度，但仍要求中国政府必须按税则暂缴押税金，凡有免税要求者，须随时提交货物清单和相关证明，俟查证清楚后再行退还。在核复之前，又须有银行担保方能启运。这一做法，不仅占用了中国的大量外汇，而且公文往返于越府、海关和巴黎之间,费时甚多，严重影响了运输的效率。

　　(四)本来，在1939年上半年，法国的对华借道政策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并逐渐趋于稳定，但是，1939年9月欧洲战争的爆发打破了这一相对稳定的状态，对华借道问题从此被纳入法国的战时轨道，进入一个异常波动的时期，并最终发生了重大逆转。

　　欧战爆发后的9月23日，越督卡特鲁)突然通知中国驻越总领事许念曾说，接奉巴黎训令，不准中国军火、汽车、汽油通过，并从速阻止在途之货，在越之货限日出清，此后到10月26日止，仅一个月多一点时间内，法国对华借道政策前后变更竟达7次。

　　在此演变中，10月3日之规定，使中国物资除美货外无异于停运，但因中国政府多方交涉，法越仍循变通方式逐步改善，恢复原状，此后美国贷款物资可照旧通过。然而，关于中国所购德货过境问题，因为法、英联合对德国实施经济封锁，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并无端多出商官所运德货需办九月三日前付讫货价证件手续及逾期征用!一节，致使来自德国并在欧战爆发前运至越南的物资无法起运。交涉至1940年2月，被扣存之第一批德货6144.428吨，始准放行。法国在此时期内对我国借道运输政策的混乱以及对德货过境的苛刻限制，对印支通道后期的运输产生了不良影响。

　　1939年9月以后法国在对华借道政策上的波动，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1939年9月至1940年5月，法国虽然没有受到来自德国的直接攻击，但对欧洲局势却手足无措，更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有效的手段来保卫其远东殖民地。而就在此时，日本趁机加强了对法属印支的武力威胁。1939年11月，日本发动了旨在切断印支交通线的南宁作战并占领了该地，虎视越南；11月30日，日本外相野村会见法国驻日大使亨利，要求法国禁止对华借道并同意日本向河内派遣军事监视团；从1940年1月起，日本又开始派出大批飞机轰炸滇越铁路云南段。这一系列的行动，实际上是日本占领海南岛后对法国援华政策的直接打击，它使正在欧洲陷入困境中的法国更增添了一层对日本的恐惧，因而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对华借道政策，以安抚日本。正如顾维钧所言：“至少在一个时期中，法国比以前任何时候更相信有必要对日本采取温和手段，甚至谋求与东京建立友好关系......法国当局认为不仅值得，而且有必要争取被认为是世界强国之一的日本的支持与合作。”再者,1938年10月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上逐渐趋于消极。在这一阶段，国民政府发动的惟一一次攻势作战1939年的冬季攻势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战果，反而失去了中越交通线上的重要枢纽南宁，使法国认为其在对华借道政策上的变通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中国的抗战能力不仅没有因此有所提高，反而有所下降。11月29日，美国驻法大使布利特和法国殖民部部长孟戴尔谈话后，得到以下印象：“除了切断这条路线将给中国带来极严重的物质困难之外，他(指孟戴尔)还感觉到，南宁及其周边地区的失陷，表明了中国比以前他所想像的更为薄弱。”孟戴尔作为援华政策的主要鼓吹者，尚有如此看法,就难怪对援华政策持审慎态度的法国内阁和外交部会因此而在借道问题上举棋不定了。1939年12月5日，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肖维尔曾暗示顾维钧："南宁失陷不管对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全面问题是否有重大影响，对法国则是一个心理上的打击....日本军队一旦占领了印度支那附近地区，印度支那的地位就很象上海的法租界那样，法日之间必然出现摩擦和纠葛......虽然南宁失守还没有导致法国改变对华政策，但在心理上，它是一件令人极其失望的事情，并可能影响法国的态度。"事实表明，欧战爆发后法国在对华借道政策上的波动，实际上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既然暗中向中国提供援助不能消除其印支殖民地所面临的威胁，倒不如干脆拒绝中国借道以讨好日本，为其远东利益觅得一线生机。

　　1940年5月，德国在欧洲发动强大的“五月攻势”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席卷整个北欧和西欧，6月14日，法国未经有力抵抗就把自己的首都巴黎拱手让于德国。宗主国的垮台，使越南的处境更加孤立和危险，并为日本逼迫法国关闭印支通道提供了良机。6月16日，就在巴黎陷落后的第三天，日军下令进攻镇南关地区,6月17日，法国政府便宣布禁止汽油通过越南；18日，日本四相会议决定再次向法国要求中止中国借道越南运输，并派监视团监视执行。1940年6月20日，法国驻日大使亨利完全答应日本的要求，规定从即日起，所有物资不得过境越南，并将中国存越物资封存，卸存边境的物资也被勒令退回河内，由越南官产处接收。6月29日，以西原一策为机关长的日本监视团到达河内，7月2日，正式建立了常驻机关。至此，这条持续近三年的中越国际交通运输线被完全关闭。

　　法国对华借道政策的逆转，使中国丧失了一条重要的国际交通线，给中国的抗战造成了重大的损害。首先，我国存越物资无法运入国内，造成了极大的物质损失。越南停运后，我国尚有物资54690吨又869.62公斤，油料19559吨又179公斤，另有中央银行镍币389件，钞票1818件，债券111件，卡车379辆(日军登陆后驶抵西贡34辆)，存于海防，据龚学遂估计，总数约在8万吨左右。

　　虽经我驻越运输机关努力抢运，仅抢出物资油料共约5000余吨，分别运香港转仰光或直接运至仰光，而将无法运出之油料转售给德士古公司和美孚公司，由该两公司在仰光拨还，中国方面予以适当补贴(存放德士古汽油12028桶由该公司收回，在仰光拨还，中方贴补费用每桶港币6元5角)；另将其余物资转售给英商信臣洋行。越南停运后，越南政府为加强本地防务，对我国物资屡有征用，据西运处9月初的报告，各机关在越境被扣用车辆达230辆之多，其他物资1917.1112吨，10月23日以后，所有存越中国物资不论官有商有，悉被扣留，其中被日本掠夺侵占的物资即达41570余吨，但沦落于法国手中的物资，数量不明。

　　其次，对大后方的经济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中越国际交通运输线被关闭后，国统区出口物资均改循滇缅公路运至仰光出海，运输路线更加迂回曲折，运输成本也大幅度提高。以四川省最重要的出口物资桐油为例，通过越南的运输成本为每吨164.06元，而通过仰光的运输成本则高达每吨869.41元，严重制约了中国战时对外贸易的发展。同时，流入后方的物资也急剧减少，造成物资的缺乏。仍以四川为例，若以19371938年进入四川的物资为100，到1939年则为86.5，1940年骤然下降到40.0，1941年18月，则更下降为9.4，加之此时因日美关系紧张而回流到后方的40亿元游资大多从事囤积居奇的活动，使物资缺乏的状况更加严重。物资的奇缺，导致国民政府的综合供给与需求严重失衡，成为推动物价狂涨的动力之一。在法国允许中国借道越南的1939年，货币发行指数在12月份比6月份增加了40点，同期内的物价指数只增加了60.5点；而在法国禁运的1940年，12月份的货币发行指数只比同年6月的货币发行指数增加了129点，但同期的物价指数却猛增了679.6点，增长幅度远远高于货币发行指数。因而，尽管1940年6月以后物价进入狂涨时期的主导因素是货币发行，但因中越国际交通线的关闭所引起的物资短缺，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另外，日本逼迫法国关闭印支通道，还意味着是“对欧洲在太平洋的殖民帝国的第一次明目张胆的威胁”，是日本实施南进战略的信号和开端，从而成为美、日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引发点。在法国刚刚接受日本的要求后不久，美国政府便意识到这一事件的可怕性，即“日本与德国合作，参加对英作战”。美国的担心很快就得到了证实。1940年6月29日，在日本军事监视团入驻河内的同一天，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发表广播讲话，扬言要把所谓的“东亚新秩序”扩大到南洋地区，使其切断印支通道的行为在实际上真正具有了阻断中国外援和准备实施南进的两重涵义。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美国国务卿赫尔于7月16日发表声明，强调美国政府拥“有合法的权利使世界各地的通商要道保持畅通，并且认为如果有人采取了这类行动，采取了象新近对印度支那铁路采取的那种行动，那么将对贸易造成毫无理由的干涉和障碍”。这不仅仅是在表明美国对中越国际交通线的关注，更重要的是在暗中表明美国将对日本的南进采取抵制政策。然而日本却依然我行我素。7月23日，新组成的近卫内阁将原来的建设东亚新秩序!进一步明确为建设!包括南方区域在内的大东亚新秩序!。

　　三天之后，即26日，美国宣布了针对日本的航空汽油和高烷点废金属出口禁令，作为对日本进行遏制的措施之一。但这却刺激并加快了日本南进的步伐。27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为获得资源可在相应时机下对南方行使武力，9月4日，日本逼迫法属印支当局签订了《西原?马尔丁协定》，取得了使用越南飞机场的权利，9月23日，日军陆军由镇南关以武力态势进入印度支那北部，迈出了用武力夺取欧美殖民地的第一步”。当天晚上，赫尔打电话给美进出口银行董事长琼斯说，由于印度支那形势的变化，他急切希望进出口银行立即给中国一笔贷款。26日，即日本海军于海防登陆的当天，美国宣布对日禁运废钢铁，并愿意再次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的贷款。实际上，美国总统和政府在9月中旬已同意禁止出口废钢铁，但认为实施的最好时机是等日本军队实际进入印度支那。由此可见，美国在日本进入越南时采取的行动，并非偶然的时间巧合，而应该是有明确目的的刻意安排。它表明，美国对日本的侵略从谴责过渡到了惩罚，“从言语过渡到了行动”。而其对华援助也逐渐抛开了中立的面纱，采取了积极的政策。10月22日，中美《钨砂借款合同》签字，与前两次借款不同的是，该次借款由中国政府直接出面签约而非通过商业机构，突出了借款的政治意义。10月18日，英国宣布重新开放滇缅路，并同中国就军事合作进行磋商。由此开始，中、英、美逐渐形成了东方的联合战线,大大减轻了国民政府单独抗日的压力。

　　结论综观抗战爆发后至1940年6月间法国对中国借道越南运输的政策，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由于各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法国关于中国借道越南运输的政策具有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第一阶段，从中日战争爆发到1938年广州失陷。在这一阶段，由于英、美对日本的绥靖态度以及法国自身对印支安全的考虑，拒绝了中国借道运输的要求，并最终下达了十月禁令!，禁止中国军火过境越南，其间虽经历了布鲁塞尔会议期间的反复，但它还是回到禁运的起点，并将禁运的范围扩大到机械和汽车。第二阶段，从广州沦陷到欧战爆发。在这一阶段，法国采取了与英、美有限援华政策相平行的政策，通过对禁令的文字修改，缩小了禁运的范围，以变通的手段为中国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过境便利。第三阶段，从欧战爆发到1940年6月法国败亡。在这一阶段，法国关于印支通道运输的政策产生波动和逆转，并最终关闭了印支交通线。

　　第二，借道越南运输物资，是抗战时期中国向西方列强寻求援助的途径之一，它和中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的其他努力一样，都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挫折。从这一意义上讲，法国的对华借道政策，实质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绥靖政策的表现之一。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一是法国自身利益的需要。二战爆发前后，法国制定其外交政策的基点就是尽一切可能使战争远离其本土和殖民地。在欧洲，它既然不肯为莱茵非军事区而战，不肯为德国的重整军备而战，又不肯为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而战，那么，在亚洲，它也决不会因一条交通线为中国而战。因此，在运输政策问题上，为了回避与日本的冲突和维护印支的安全，法国是注定要采取禁运立场的。二是美、英的影响。中日战争爆发后，素有民主大国!之誉的美、英却奉行对日绥靖政策，这对法国产生了深刻的消极影响，使其一直到败亡都无视条约赋予中国借道的权利，躲躲闪闪、左摇右摆,始终没有在原则上取消禁止中国借道越南的立场。

　　第三，法国的对华借道政策，对中国的抗战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它影响了中国对中越国际交通线的使用，阻碍了其战时功能和运输效能的充分发挥，给中国的抗战事业带来较大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尽管法国采取了坚定的禁运立场，并在对华借道政策上几度反复，但我们也应该承认，在1940年6月以前，印支通道在事实上并没有被绝对关闭过。来自法国的军火一直持续到1938年9月仍可由越南进入中国，1938年10月以后,法国在不改变禁运立场的前提下，采用变通的手段为中国暗中提供了过境便利，使印支通道自1939年起进入运输的高峰期。欧战爆发后，虽然法国的政策一度出现异常的波动，但中国过境越南的运输基本上照常进行，只是随其在欧洲的战败投降，才真正关闭了这条持续了三年之久的国际交通线。由此看来，法国关于对华借道的政策在客观效果上还是为中国的抗战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